本文选取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团体——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为研究对象，以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演变特征为宗旨，通过展现此机构在晚清民国时期产生、发展、消亡的历程，以及此机构与基督教教育体系、国家教育体系、新式教育、教科书出版、文字改革、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关系，来全面的考察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并通过揭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不同时期的组织、活动与思想的变化，来考察中国基督教教育在晚清民国的整体变迁趋势。　　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兴起的历史背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出现是在华传教事业和中国新式教育发展的自然结果，它衍生于1877年传教士大会上所成立的益智书会，主要从事教科书的编译出版与译名统一工作。1890年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宣告教育会作为团体的组织与活动走上正轨，它延续了以前益智书会的教科书工作，并开始涉足中国新式教育变革、罗马文字改革、基督教教育体系建设等领域，在此阶段逐步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　　民国的成立为教育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它通过改组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会系统，教育会的主要事务也顺利地从编译出版教科书转向了协调基督教教育，并成为基督教教育体系建设的幕后推手。但这一切都是在国家的教育体系之外进行的，巴敦调查团的来华宣告了自成一体的教育会建设走向了顶峰，“更有效率、更中国化、更基督化”成为基督教教育与国家、教育、宗教全面接触的主题。　　192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浪潮迭起，国家对于基督教教育的关注加深，这也使得传教士长期以来所追寻的进入国家的梦想得以成为现实。教育会通过在舆论上积极回应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人事上吸纳和重用一批华人基督徒教育家参与，在社交上与一批留美的中国教育家接触等措施，为进入国家教育系统作准备。1925年《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法》的公布，为基督教教育进入国家教育系统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日后教育会与政府虽多有交涉，但进入国家乃是大势所趋。　　经历了从自建基督教教育体系到共建国家教育系统，教育会帮助中国基督教教育找到了新的定位——国家教育体制下的私立教育。而与之同时，教育会也经历了再次调整，教育会的组织形态也从扩张型转变为集约型，教育会关注的焦点也从民国初年建立覆盖四方的教育会网络转变为中央教育会的决策在地方的执行力度。　　进入国家教育系统之后，教育会与差会、学校、政府的关系都面临着新的调整，但这一过程让教育会备受煎熬，“社会宗教研究院”撤资、“高等教育协作计划”流产，都显示了西方差会以及差会主导下的基督教学校与教育会之间在主导基督教教育权力上的分歧，也充分暴露了教育会之类的民间团体在协调基督教教育上的力不从心。以“复苏与重建”为目标的1934年改组，试图挽救教育会日渐沉沦的趋势，但抗战的爆发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由晚清到民国转变的历程，也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教育由旧到新的全程。作为一个以教育为主的新式社团，它的社会影响主要集中在教育学意义上。它通过统一考试、教师培训等方式传播并落实西方的教育思想与方法，为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教育提供示范;它通过中英文报刊媒体将西方最新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将各国实践新式教育的成果，将中国新式教育的最新进展介绍给广大读者，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以及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另一条捷径。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近代中国存在了60余年，涉足教育、宗教、出版、传媒、慈善等多个社会领域，在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但它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协调基督教教育方面，它本身经历了三次改组三次转型，一步步将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由国家教育体系之外推向了国家教育体系之内，不管教育会在其中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种幕后推手的角色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