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在竞技体育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打着“强国梦”烙印的体育事业自起步就因极窄化而功利的民族主义、金牌主义指向而畸胎重重。其中运动员的物化,尤其是对未成年运动员人身健康与人格尊严的漠视则更是体育界广泛存在而又无人染指的“潜规则”。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高,要求的已远远不仅是奖牌榜的辉煌。体育事业从“强国梦”到“中国梦”的迈进,更需要的是民主法治的理念与手段的升华。因此探寻我国未成年运动员训练中长期普遍存在的教练员泛暴力化执教现象,并予以相应的制度建设,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扎根理论、数理统计等方法,依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层层递进,对教练员的泛暴力化行为之现象、影响、根源和规范手段进行探索。得出研究结论：在以福建省为例的未成年人竞技体育训练中,教练员的泛暴力化行为普遍客观存在。躯体暴力、体罚暴力、语言暴力、经济暴力、冷暴力与心理暴力是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总结出的最常见的六种教练员暴力。通过较大样本问卷调查,反映六种暴力在实践中广泛存在。未成年运动员受到教练员泛暴力行为带来的直接、间接的负面影响。直接负面影响包括对未成年运动员身体健康的可见损害,心理健康的隐蔽损害,以及对运动员竞技状态和水平的干扰；教练行为泛暴力化的间接负面影响包括影响运动员与教练之间、未成年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导致运动员群体中暴力的传袭,以及与奥林匹克伦理精神的相悖。结合扎根理论、问卷调查与文献资料分析,教练员对未成年运动员的泛暴力化行为缘于三大方面：首先,民族主义的社会历史与功利主义的社会现实促发了教练员的泛暴力化行为。其次,古来厚重的封建礼教和儒家文化,当代媒体关注和学术研究的匮乏,以及法律规范的缺位共同强化了教练员对未成年运动员的泛暴力现象。再次,教练员自身素质则是其是否使用暴力及程度的个体原因。然而,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结合竞技体育训练自身的严苛性,以及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来看,教练员对未成年运动员的适度暴力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因此,不论从理论或实践需要来看,都应当允许教练员在执教中适时适度地使用暴力。为了使教练员的适度暴力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规范教练员对未成年运动员执教的合法性,根据法学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手段,即惩戒权之构建。借用教育学理论阐释惩戒权的内涵,从目的有益、条件适当、后果适度、符合公序良俗四个维度界定惩戒权的外延。并结合案例分析教练员滥用惩戒,暴力过度所应承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对惩戒权的监督和救济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