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哲学视域下进行《思问录》的主旨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王夫之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通过对既定概念框架和已有解释原则的反思,我们发现王夫之与唯物主义的相遇不是在本体论的范围内展开的,而只能于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思问录》作为船山晚期成熟的思想著作,其在理论起点上就表现出一种对纯粹主体主义的拒斥与批判。强烈的经世致用情节凸显出王夫之对感性经验和现实生活的思考关注,而这一理学史上的思想转折就集中体现在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的自我更新之上。与唯物主义相似,王夫之也用一种基础条件论的因果观来解释世间万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就是完全等同的。旧唯物主义对“物质”的指认因为缺乏主体性、能动性的维度而与船山思想中生生不已的实体性概念“气”相距甚远;而《思问录》中谈及的“物”也因为仅仅只是感性的存在,亦无法具有如“物质”一般的形而上学性质。阐释者们从马克思哲学中挖掘出的“旁观者”与“行动者”不断移动的双重视角似乎为唯物主义与王夫之哲学进行会通提供了新的机遇,但这种契合也只是在一定意义上的有限接近。对马克思而言,实践虽然可以泛指一切感性活动,但其起点仍然在于对物质生产的强调。但在继承儒家“杀身以成仁”传统的王夫之看来,根本重要的不是生存,而是道德。《思问录》的理论目标正是要走向现实的道德自我与现实的伦理行动。对王夫之思想的实践哲学阐释并不是为了要用西方的文化来肢解本土的思想,而是希望以一种当代意识进入到哲人精神世界的深处,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重新登场寻找新的契机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