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向带有浓重的相机抉择色彩，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前，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较大，经济波动也比较剧烈。但是近几年来，很多研究证明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在我国有一定的适用性。尤其是泰勒规则，在我国被进行了广泛地研究，然而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局限于传统线性的泰勒规则研究。这和宏观经济情况也许并不符合，一些学者也认为货币政策规则存在非对称性和时变性。本文突破传统线性泰勒规则研究的局限性，综合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和时变性。通过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研究，可以探索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是否存在非对称性的产出缺口偏好或通胀缺口偏好。通过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性分析，可以研究出货币当局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是否有不同的调控力度。综合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和时变性，将弥补目前研究主要针对货币政策规则线性模型的不足，赋予货币政策规则研究更加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泰勒规则的理论依据是在线性的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基础上使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最小化，而福利损失函数是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平方项的线性组合。但是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福利损失函数中中央银行赋予产出（或通胀）对其目标值正的偏离或负的偏离的权重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中央银行不仅关注通胀和产出对其目标值偏离的大小，还关注偏离的方向，这种观点就引申到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偏好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中将样本区间进行划分，然后分阶段进行反应函数法研究，说明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是存在结构性变化的，由此引申到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性特征。本文首先在考虑利率平滑性的基础上研究泰勒规则，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简单地刻画我国宏观经济的状况，但是在进一步以2002Q1为结构性断点对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邹氏断点检验时接受2002Q1处存在断点的假设。于是本文继续研究了2002年前后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同时考虑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实证结果表明2002年以后我国货币当局存在非对称性的产出缺口偏好，对负的产出偏离反应更加强烈，这一点和2007—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背景是相符的。邹氏断点检验只简单地研究了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结构性变化，为了全面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性特征，本文构建了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参数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末参数的波动性较大，但是进入本世纪以后参数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对泰勒规则进行简单的修正，比如考虑利率的平滑性，引入资本市场因素和外汇市场因素等。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研究或时变性研究有一些，但是较少。本文突破传统线性泰勒规则研究的不足，综合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和时变性。（2）现在有一些研究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资产价格等因素加入到模型中，试图研究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波动对短期名义利率的影响，而鲜有研究考虑国际利率对我国短期名义利率所造成的影响。本文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国际利率的代理变量而加入到模型中，试图研究我国的短期名义利率是否受到国际利率的影响。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本文主要研究央行针对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调整利率的情况，没有对泰勒规则中的长期均衡实际利率和通胀目标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2）本文对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性研究主要体现在时变参数。而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时变性也许不仅仅局限于时变参数，有可能是不同的时间段采取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即某个区制以基础货币增长率为操作目标，主要按照麦克勒姆规则行事，但是另一个区制则以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主要按照泰勒规则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