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票市场是在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形成的，是中国融资体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但股票市场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使我们难以简单地套用经典金融理论做出解释。因此，需要我们用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对中国股市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的微观机制给予深入地研究。现代金融学对主体的行为特征、信息、制度的研究日益关注，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之间是相互割裂的，缺乏有机的联系。本课题综合运用行为金融学、制度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理论，将对信息本身的考察纳入经济分析中，并以信息流动的过程沟通宏观和微观分析，以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投资者、媒体行为互动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产生、发送、接收信息和对各种信息作出反应的过程研究，对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政策传播的微观机制及宏观绩效作出分析，探寻在转轨条件下，经济政策的传播的微观机制、宏观绩效及其对制度生成的意义。这一研究对进一步深化人们对转轨条件下，经济政策传播微观机制的认识，提高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和绩效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的第一章首先分析了中国股市“政策市”的宏观制度背景和政府行动逻辑。本文认为对于渐近式经济改革而言，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决定了改革的逻辑起点。在渐近改革的转轨国家中，政府拥有绝对优势的政治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力，从中国股票市场形成的过程看，政府对这一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同样是“试验推广”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制度潜在收益的认识及当地市场的发育状况，决定了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可能；同时，由于金融体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中央政府对制度变迁的过程始终有深度的介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特定环境下生成的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安排，在新环境下同样面临着发展和调适的制度变迁过程。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在发展股票市场中则要履行培育市场发展和监管市场的双重职能，而政府有限理性的认知特征决定了政策使用的持续性。政策本身成为影响股市运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的第二章主要从政策传播路径、信息构建、投资者信息认知三方面研究政策传播过程。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使政策系统呈现为一动态的运行过程，这一运行由一系列的功能环节或阶段构成。从信息流动的角度看，金融市场政策供给及其功能的发挥过程，是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投资者、媒体产生、发送、接收信息和对各种信息作出反应的行为互动过程。因此，通过对政策信息构建和传播模式和考查可以反映不同主体对政策的认知。从传播渠道来看政策作为一种公共信息主要通过大众媒体和人际传播进行扩散，在这～过程中往往受到噪声的干扰。从政策信息的构建来看，大众媒介通过新闻范式转换着现实的形象，它在媒介逻辑的基础上界定、选择、组织解释和展示信息。传媒的议程设置能够帮助人们确定某些议题的重要程度，使其成为公众的议题，并进而影响政策议程。通过问卷调查和相关文本内容的解读和统计，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的问题的重要性的排序与同年度相关文章数量的排序有着一定同构性，不同的信息密度，对投资者股市问题的认知有一定的影响性。政策的变化往往带来基本面的变化，因此政策的实施将引起投资者的极大关注，从而引发媒体信息传播密度的增加。 本文第三章对金融政策传播绩效作出分析。从政策传播的公平性来看，政策信息是一个公共产品，公民在获知政策信息方面应具有公平性，但由于存在信息寻租往往导致在政策出台之前，股票市场上出现异常交易，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三公”原则。从政策对股市运行效率影响来看，政策本身往往成为股价波动的重要引发因索，并影响投资者的交易效率。从股票市场整体发展情况来看，资者主观上将其损失归因于政府，严重降低了其投资股市的意愿，其后果是严重的，近年股票市场极度萧条，证券业全面陷入困境，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也被弱化。 本文第四章分析政策传播绩效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股价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的经济信息，且传播迅速、广泛，市场对政策的支持度迅速得以反馈。股票市场的这一特征，深深地制约了政府原有行政资源的使用。另外，公共舆论的形成也对政府行为造成了压力。为了考察投资者行为与政府间的互动，借用Bacharah & L.awler(1981)以及Lawler(1992)所提出的交换关系中的讨价还价模型，考察二者对特定政策条件下报酬结构认知及动态行为博弈。发起人股份流通改革过程则展现了政府行为、信息传播与社会共识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 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探讨了使政府、媒体、投资者三者行为走向良性互动，形成良好的传播生态，改善政策形成机制，提高政策传播绩效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