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和积累起来的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不仅担负着保护中华儿女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使命，而且中医药正在走向国际，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身心健康防护的又一选择。当前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仍一些困境，如中医的合法地位低；翻译不规范；中药的贸易壁垒；国际教育的阻滞等，这些问题都不利于中医药走出去。中医药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于提高国家软实力以及国际上的影响力，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法：　　本文通过采用文献研究与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对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探讨中医药对外传播的困境与成因，接着以传播学“5w”模式从近代西医传入中国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进行分析，论述了西医东渐下中国社会各阶层经历抵制、怀疑、认同的态度转变，最终西方医学被中国全盘接受，分析西医东渐跨文化传播最终取得话语权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对当今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启示。　　内容：　　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古代历程。明清以前，日韩由于地缘性关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对于中医全盘的接受与学习，并形成了独特的汉方与韩医。而在其他欧美医学国家，传教士将针灸、本草学、诊脉技术等中医内容传播到欧美，在医学范式上西方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都依赖草药的使用，两者属于平等的医学交流，其中针灸接受度较高，因传教士将针灸用西方的模式加以理解，符合其认知习惯。从中可以看出与西医范式相同的中医内容更容易被接受。　　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医药国际传播的现状与困境。中医药在国际上发展势头良好，但仍面临合法化程度低；传播不平衡；国际教育的阻滞等问题，问题的根源一方面与中医自身发展的不足有关，如基础理论滞后、科研不足等，另一方面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　　第三部分梳理了西医东渐的历程与路径，以及对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启示。西医东渐与传教士有密切关系，明清之际传教士将西方的生理病理学知识传入中国，起到启蒙作用，但这时的西医理论仍沿袭盖伦学说在临床治疗效果上劣于中医，并未对中国社会有很大影响。随后欧洲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推动了西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进步。晚清时期，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以行医为手段，开始大规模的西医东渐。传播主体的传教士，通过教会医院、医学校、翻译西医书籍、发行报刊的路径，将西医的技术、医疗体制、思想文化传入中国，从传播受众上看社会民众皆喜简便、价廉、见效快的西医，而教会医院提倡的人道主义、慈善满足了其社会、心理需求。知识分子看到西医的先进性、客观性从而信服，洋务派企图用“中体西用”，维新派提倡“医学救国”，这都说明了西医的传播与近代社会的命运与人民的需求密切相关。　　结论：　　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从源文化角度讲应重视中医自身的有效性、先进性、客观性，从传播媒介上讲则重视规模化、多样化，从目标文化讲应明确受众的社会心理需求。提出了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建议，即：（1）遴选适宜有效技术，发挥中医特色与优势，尤其是在西医治疗效果不佳的疾病、养生、亚健康调理上的优势；（2）借助现代科技，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客观阐释中医药的科学内涵；（3）建立规范化的国际教育，多渠道办学，促进文化适应；（4）统一中医名词术语，克服标准化障碍；（5）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相结合，加强中医药文化的宣传与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