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是现代阅读和批评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然而长久以来误读一直被泛用为一个普通词语，指错误的解读或阐释。直到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首次提出“误读”的概念并作为理论术语来运用，误读才开始具有正面的意义。布鲁姆提出了关于诗的“六种修正比”，其中第一种“克里纳门”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一个诗人‘偏移’他的前驱，即通过误读前驱的诗篇，以引起相对于这首诗的‘克里纳门’。这在诗人本身的诗篇里体现为一种矫正运动。”布鲁姆把误读分为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他还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理论，认为前辈诗人与后辈诗人之间并不就是继承的关系，后辈通过误读前辈作品，对前辈也施加了影响。这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影响论。他还进一步认为要理解诗的真正意义就必须误读。关于误读，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大师们也都有各自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本文性”与“本文间性”，语言的特性及局限性对本文的制约，本文的开放性及阐释的开放性，关于“影响”及“晦涩”等问题上。大师们的论述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和学理依据，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也为之后的“误读”研究及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但是，由于这些大师们也是站在一定的角度从一定的理论层面出发，因此对于误读的论述也并不全面，甚至他们还较多地强调了误读的必然性，把隐喻性作为语言的根本特性，使一切语言表述变得不再明确和可靠，将误读绝对化了。他们的影响是广泛的，曾一度使学界大大地改变了以往把“误读”看成错误的解读或阐释的看法，而转向了认可并夸大“误读”积极性的方面发展，从而引起了关于误读新旧观点的学术争论。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针对误读的批评学意义，对误读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WP=4>理论分析。本文中误读的概念既包含了布鲁姆所提出的有意误读即矫正性误读，也包含了可能带有负面影响的非合理的误读，即指在文学阅读和批评中，主体从一定的文化视角出发，又由于认识水平、方式的不同及所处时代、民族、阶级和文化语境等的差异而对文本意义和价值产生不同理解的文化现象。本文还在分析误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误读进行了分类，对误读产生的原因、误读的历史渊源、误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具体实践的批评中应如何误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总结出误读在现代阐释语境中的批评学意义。在本文中虽然也略论了广义的误读，但论述的中心是把误读限制在现代阐释语境和文学批评中的。合理误读能够为我们提供阅读文本的新视角，打破原有共识的僵化，促进文化的发展，造就了多样化的批评流派和多元化的理论局面；同时各种误读也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和意义，为思者提供了思想源泉。在彰显合理误读的意义与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非合理误读的存在及非合理误读可能带来的负面价值和影响。必须对误读进行合理的制约，避免任意主观性破坏了文本的基本构成和真实的意义，导致相对主义，使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出现混乱。否则将会使误读在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运用中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