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发展模式需要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面对数字经济的剧烈变化,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实现创新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和全新商业模式。因此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创新发展,要求政府制定并发布前瞻性的数字经济政策,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活动。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出台配套政策并实行数字经济战略。然而,数字化公司企业以及数字技术仍大部分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中,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数字技术相比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数字化发展恰恰形成了全球经济不平等和技术差距扩大的一个新来源。一方面,尽管最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干预主义的数字经济政策有所增加,但现有文献对于数字经济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实现国家经济目标和核心技术赶超问题的剖析和探讨仍比较有限。另一方面,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只有好的规范分析,但仍缺乏一定的实证研究,数字经济政策作为一项产业政策,从实证的角度审视数字经济政策的长期效应并探讨其作用机制是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因此基于产业政策视角,调查梳理并分析数字经济政策的推进和实施进程,有助于从国家政策语义的角度理解和审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实质和重点,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因地制宜设计和构建切实可行的数字经济政策方案、加快引导和推动我国企业数字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和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12-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企业数据,同时手工搜集、梳理和阅读企业年报公告以及中央和地方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的发布确定数字经济政策冲击的这一准自然实验,通过理论假设分析并加以构建基准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的数字经济政策对微观层面企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效激励了被扶持企业专利申请总数,而且数字经济政策不仅是一项选择性产业政策更是一项功能性产业政策,在激励了企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提高的同时也推动了发明专利数的提升,实证表明数字经济政策刺激下企业有更强的意愿去进行实质性创新;（2）为探究数字经济下出现企业的不同创新动机问题,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内部控制和外部预期两个角度分别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政策——（促进）数字化努力——（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和“数字经济政策——（加剧）融资约束——（引发）企业策略性创新”两条渠道机制,打开了“数字经济政策——企业创新”机理黑箱;（3）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在面对数字经济政策的扶持和优惠下会做出的创新行为大不相同,本文进一步基于国家所有制和区域市场化的异质性进行分组回归及调节效应的拓展性分析,实证表明具有国有性质的企业在数字经济政策推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负向的弱化作用,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中,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更大,区域市场化起到了正向的强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