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集资诈骗犯罪率上升势头迅猛,严重侵害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对于集资诈骗行为,我国的立法规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趋于成熟的不断完善的改革过程。我国的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集资诈骗罪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但是本罪在立法上的不明确性以及关于本罪刑法理论观点的不一致性,导致在实践中对于本罪的司法认定存在着诸多争议。基于此社会现状,笔者撰写本文,对集资诈骗罪进行具体分析。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以是否以单位名义、是否体现单位意志和是否为了单位利益作为区分自然入主体和单位主体的判断因素。一人公司的股东如果不能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则该公司的犯罪应被认定为自然人犯罪。另外明确了具有经营存款业务授权的金融机构可以成为本罪的行为主体。通过集资动机、集资承诺、资金用途和资金返还这四个因素来考察本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并指出本罪是法定的目的犯,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不包括间接故意。概括出非法集资行为具有“行为的非法性、宣传的公开性、承诺的利诱性和对象的社会性”四个特征要件,肯定并分析了“口口相传”的宣传途径,并认为学理界将“社会公众”定义为“不特定的多数人”不完全适用于司法实践,应解释为不特定人或多数人。司法解释对“诈骗方法”的列举性解释限制了其外延,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局限于该列举,而应注重本罪的实质内涵。有关本罪的“数额”认定,理论界主要有总数额、实际所得额、实际获利额、实际损失额以及行为后的隐匿数额和潜逃时的携款数额五种观点,笔者认为采用总数额说认定诈骗数额更为恰当。针对司法实务中集资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笔者提出了明确的界定标准。对于本罪与合法集资行为的界定,笔者提出应当从集资目的、集资手段、履约能力等方面来把握。对于本罪与民间借贷行为的界定,笔者提出应当从集资目的、主体范围、承诺利率等方面来认定。本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犯罪构成上很相似,因此较难界定,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对侵犯客体、客观表现、犯罪目的与构成标准的比较来区分。对于本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以及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界定,笔者认为主要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目的、构成标准四个方面来判断。对于本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笔者认为应当从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客观方面来比较。本罪由于面对的是社会公众,往往是以共同犯罪的方式实施犯罪活动,危害性也更大,因此有必要对本罪的主犯、从犯以及中间人的责任进行认定。对中间人的责任应依据犯罪事实的不同区别对待,若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应认定为本罪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若不具有共同的非法占有故意,而只是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则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正确界定行为人的罪数形态,对于本罪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行为人采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欺诈、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的方法来实施诈骗行为,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之间发生想象竞合,应以集资诈骗罪论处。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或者伪造、变造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实施集资诈骗行为的,应实行数罪并罚。另外,行为人将集资诈骗所得的资金用于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或者行为人骗取集资款后,用于个人挥霍或者其他活动致使无法归还集资款的,为偿还出资人,又采取其他犯罪方法骗取其他人资金的,同样应当实行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