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为着这个目的,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人类生命中的各种价值形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使之一一含章定位,共同统会于普遍生命这一理想生命本体当中。“统会”使得方东美的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旁通统贯、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它能够从多面向、多角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辐射,远远超越了学派之限。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新儒家、新道家的身份争论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反映出他的思想面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方东美抛弃了对具体的感性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理法的分析,而是从全新的真善美价值定位切入,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理想化生存以及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总体来说,他对美学问题思考主要围绕以下几点:第一,以真善美价值统会为核心重释人与自然的生命系统;第二,在新的生命系统中考察美的本质与价值;第三,从生命情调解说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第四,整合中西资源,提出理想的人格发展目标。对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形成了方东美独特的生命观、审美观、时空观、人格观。本文的写作,主要以两条线索相依而行:一是阐释方东美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二是分析方东美的解决方案中,尤其是他的生命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中西思想来源,以考察他在中西会通中的资源整合对于建设中国美学的有效度问题,进一步通过他与美学家宗白华、朱光潜、徐复观、王国维等人的比较研究,评析其建构模式之得失损益。方东美把西方之柏拉图、柏格森、尼采、怀特海等人的价值哲学与生命哲学与中国之《周易》、《中庸》、《老子》、《庄子》等原典中的生命观与价值观会通起来,提出了普遍生命这一形而上的本体概念,用以概括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的基本特征。从横向构成上来说,普遍生命蕴涵了生之理、爱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旁通之理等六大构成原理;从纵向发展上来说,普遍生命又依据形上形下双向运转模式把物质世界、生命世界、心灵世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宗教境界等各层境界一一落实于人与自然的生命之中。在方东美看来,普遍生命居于神秘的形上境界,它一方面把自身的各项价值贯注于此世,使宇宙人生处处充满神圣的生命精神,另一方面又引导人类一层层提升生命境界,最终回归于价值统会的生命本体界。这一全新的生命系统是直接针对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失落而建,它把美和善都纳为生命的构成要素,使之先验地内含于一切生命形式当中,相比于现代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之路,这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形上学”建构之路。方东美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人类的价值建立先验的根基,启示人们在道德与美感普遍缺乏的现代社会反思生命的本然状态,实现真善美价值合一的人生,这一目标本身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审美与道德并不是像方东美所想的那样完全遵循同样的发展路线。儒家奠定了道德的基本品格;而道家主要是庄子,奠基了美学的基本品格。道德是理性的,它需要在形上与形下之间立论;但是中国人最纯粹的审美经验则是感性的,它只能在人与自然的感性对接中产生,不存在也不需要一个形而上的先验理念掺杂其中。方东美用普遍生命统摄道德、审美和宗教,几乎把儒道释看成了同体同构的思想,这样的统摄并不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事实上通过分析我们也能够看到,作为本体和方法的普遍生命(超越形上学)并非来自中国本土,它是对柏拉图价值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观念的改造,是一个非常西化的概念,方东美把它运用于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美学的分析,遂造成了许多误读。这种西方本位和西化思维使他在晚年越来越偏离中国文化,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神学,普遍生命本体也最终变成了宗教性的神本体,当他完全用宗教神学来解说中国人的审美精神时,已经背离了中国美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方东美从生命的内在构成和精神境界上考察美的价值,相比于知识论或认识论美学要深刻得多,因为他揭示了美学的根本使命。然而他在中西会通中错位的学术立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国审美精神的西化理解,也从反面启示我们,在中西会通中建设中国美学,必须以坚持民族本位、坚守民族特性为前提,否则将很难为中国美学带来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