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的问题一直是经济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问题。由于对发展认识的不同,政府规模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上,这种定位的研究会诱导政府经济活动唯GDP是瞻的实践。而实践中GDP增长导向的政府行为产生了许多负面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作为福利的推动者,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是更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论文以福利增长作为研究政府规模的切入点,总结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理论和实践,提炼了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指导理论。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及中国地方的数据,对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规模影响福利的几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以回答政府规模扩大是否是中国提高福利的唯一途径,是否存在政府规模较小而获得较大福利改进的可能,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政府规模与福利增长之路等问题,为中国政府促进福利增长提供实践的决策依据。　　 论文采用投入产出法的福利绩效公式和弹性分析法分析了中国政府规模对福利的贡献；构建了政府规模影响福利路径的理论模型,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法及福利绩效公式等方法探索了中国政府规模结构路径和传导路径对福利的影响；选择了世界上38个具有可比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比较的样本,采用福利绩效公式和矩阵分析方法比较了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以“治理门槛”为假设,对中国1980-2006年政府规模与福利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经济检验,然后使用1995-2006年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福利的面板数据再验证这一结论。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如下的主要结论:　　 1.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规模扩大对福利增长具有正面的贡献,但是后期贡献程度在减弱,出现效率下降的趋势。以相对政府规模来衡量,发现政府规模增大不是福利提高的唯一途径,同样的政府规模水平可以获得不同的福利效果。　　 2.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和人均政府规模增长对福利提高起主要的作用,政府规模福利绩效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经济增长不可能没有极限和人均政府规模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预期下,如何提高政府规模的福利产出,是未来一、二十年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从结构路径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向有利于福利提高的项目倾斜有利于福利的持续增长。优化政府规模结构可以成为提高福利绩效的途径。　　 3.通过比较发现,世界范围内存在以较好的福利绩效获得较大福利改进的情况。仅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较小的政府规模取得福利的巨大进步。部分高人类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也保持了相对较小的政府规模。为中国政府应对未来所面临的福利绩效提高的巨大挑战,提供了借鉴意义和努力的方向。　　 4.对于福利的提高并不是政府规模越大越好。中国最大化福利的政府规模水平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14％左右。北京、上海、天津等人类发展最高的地区政府规模水平都接近14％。因此,中国福利增长跨越式发展的政策目标是小规模,高福利。实现的途径是在稳定相对政府规模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政府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稳定规模的前提,公共服务提供的模式创新是提高政府规模福利绩效的最终途径。　　 以福利提高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政府规模的问题是本文的主要创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性的研究主要包括:　　 第一,相比国内研究还停留在探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阶段,本文突出了福利增长对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全面研究了中国政府规模对福利增长的影响,拓展了研究视角,并为我国在未来进一步弱化将经济增长作为评价政府的主要标准提供了借鉴意义。论证并采用非价格的投入产出方法衡量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克服了传统价格方法无法衡量福利绩效的困境。　　 第二,采用非价格的福利绩效方法从经济学上分析了政府规模增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模型和生态经济学四个资本理论模型构建中国政府规模影响福利的传导和结构路径模型。丰富了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较目前国内这方面研究只注重数量分析更进一步。　　 第三,在前人有关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理论基础上,提出治理门槛假设,并对中国及中国地区政府规模与福利的实践进行了检验,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政府规模对福利影响的研究,也为国际上的门槛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