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理论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中，译者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被冠以“媒婆”、“仆人”等称呼，译者的主体性长期受到压制。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到来，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试图以西德尼·沙博理英译的第一部“红色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译本为案例，从主体性的两个方面——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角度出发，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为今后的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参考。　　研究发现，英译本Daughters and Sons是沙博理主体性充分发挥的产物，很好地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两个方面——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在理解和处理原文结构、语言形式及文化因素等方面，沙博理成功实现了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既尊重了翻译过程中的客观受动因素，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灵活变通，采取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重重障碍，成功实现其翻译目的和价值。首先，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受到来自原文本从内容到形式再到风格方面的束缚，但沙博理根据自己的理解，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对原文本的文本结构和语言形式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处理。他打破传统的以句子为翻译单位的翻译方法，以篇章为翻译单位来理解和阐述原文；打破原文章回体小说的小说结构，删除了原文本所有的小说回目。在语言形式的处理层面，沙博理删除了原文本中的冗余段落，并通过解释性成分的增添来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视野。其次，面对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沙博理在尊重这些客观受动因素的前提下，对原文本的序言进行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改写，对原文中民歌、民谣进行了选译，从而凸显小说中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考虑到赞助人因素，沙博理通过弱化英雄人物的负面形象和强化英雄人物正面形象的手段，使其译作成功实现宣传正面的新中国形象的目的。同时，受诗学形式的影响，沙博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通过增加逻辑连接词、删除冗余夸张的修饰语等手段，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诗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