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闽江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与仪式传统，是在唐宋以后生态、制度、文化变迁以及地方社会中“汉人”、“汉文化”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形成的，“蜑民”（水上人家）则是这一过程与相应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述的主角。　　唐宋时期，分布在福建的水上居民“白水郎”（“游艇子”）可能源于属于“夷户”的某类特殊人群。由于他们作为“采珠”职业户的普遍性以及士大夫文化的普及，“蜑人”的概念开始扩大与泛化，福建的“白水郎”也被纳入其中;而“虽”与“畲”等“异族”在历史书写中的出现，也表明福建地区“汉人”认同开始在这一时期形成。明代，家族组织及其文字与仪式传统成为地方社会中文化实践的主题，在人们纷纷利用历史资源标榜“汉人”认同、重构历史记忆的同时，水上居民则身处河泊所与渔课制度所构筑的制度与社会空间内外，并多“逃绝”而依附“豪门势家”为“私役”，构成了与陆上家族社会的特殊联系，其“族性”也因此而得到彰显。入清以后，水上居民经历了赋役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他们在适应生态环境的变迁中策略性地运用制度性语言来表达自我认同。清代后期，随着开埠通商、城市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计多样化，水上居民群聚于福州港水面，并对城市的经济生活形成了很强的依赖性。在“岸上人/水上人”的族群标签被不断重新定义的同时，地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也隐藏着“水上人”不断上岸定居、改变身份认同的过程，以文字的历史书写来替换口传记忆，成为身份转变的重要方式与途经，而这一过程的另一种表现，则是一个以“上岸”为象征的聚落、社区发展历程。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步入了“近代化”的进程，水上居民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并在生态链以及国家体制的变迁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在加速进行的社会分化以及地方文人的“中介”作用下，人们开始糅合经典化的地方史知识与“种”、“族”、“血统”等民族主义的符号资源来重新定义身份认同，从而使“水上人/岸上人”的族群分类持续性地获得了“近代”社会的意义。民国期间，水上居民把新的国家制度的资源揉进了从“蜑户”到“国民”的身份转变中;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以“阶级”和“民族”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塑造与原有的地方社会的族群话语相交织，使水上居民面临前所未有的认同“困境”;这一状况的出现，一方面又为“水上人/岸上人”的族群界线增添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使之在新的历史记忆的创造中获得了新的表达方式。　　伴随着历史记忆的书写与口传，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存在或是作为一种族群话语的表达，“蜑民”在地方社会中信仰与仪式传统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明清以来生态环境、地方社会与国家制度变迁的背景下，闽江下游地区沿江两岸聚落与社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神庙网络的缔结及其仪式传统的形成上，“水部尚书”的庙宇和仪式系统，成为水陆变迁中社区发展的缩影以及“水上人/岸上人”操演族群分类与身份转换的舞台。在表达为持续性的“分炉”关系和过程中，新的岸上聚落陆续在老片村外围出现，并逐渐被营造为新的、拥有神庙的社区;某些“分炉”则通过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与不同社会力量和主流话语的联结而获得了较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并最终促成了这一地区所谓“福州五尚书”的五大尚书庙及其“分炉”系统的形成。与此同时，在交替进行的社区性的“迎神”与超社区的“迎船”仪式中，“岸上人”与“水上人”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其中，竞相扮演不同的角色，从中获得自我满足的“意义”，表达由水而陆的身份转化与社区发展历程的体验，并不断赋与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的创造以内在的活力。　　因此，作为构成整个闽江下游地区自然、社会与文化生态体系的一环，“蜑民”既是一种族群的存在方式，也是地方社会中跨越时空的文化实践、符号操演与话语表达的对象和产物。他们的出现、形成、变迁、与陆上社会的互动，以及表现在“水/陆”之间的身份意识、文化认同、社会分类以及相应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述，成为贯穿整个福建区域社会文化史过程的族群关系脉络的一部分。这一研究，既为人们提供了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视野，也对传统民族史(history of nationalities)的研究构成了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反思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