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的领导人个性研究方法,对邓小平个性中的三个方面即领导人对外交事务的兴趣、领导人在外交方面所受的训练及领导人对环境变化的敏锐性进行分析,以期通过中美建交、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两个事例的论证,得出对邓小平个性与外交决策关系的一些认识。中美建交与中苏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外交事件。中美建交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为中国带来了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积极意义。邓小平参与了这两个事件的决策过程,在这两个事件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是一位对外交事务非常感兴趣的领导人,他的兴趣源自他与生俱来的性格原因,同时也有他在对某一外交事件进行决策时的现实考虑。对外交事务的兴趣,使他愿意关注事件的进展,愿意主动为事件的解决出谋划策。邓小平是一位外交经验非常丰富的领导人,这些经验为他以后在处理外交事件时,能够采取更多灵活方式奠定了基础。邓小平是一位对环境变化很敏锐的领导人,他对新信息持开放态度。对环境变化的敏锐性及对新信息的开放程度,使他能够把握促进事件解决的有利时机,推动外交决策由战略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