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项在我国严惩贪污腐败问题背景下出台的制度,不仅有助于惩罚犯罪,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的融合与衔接,增强追逃追赃的力度。然而送达程序作为贯穿刑事缺席审判始终的一项程序,其运行是否通畅直接关系到刑事缺席审判能否流畅运行。因此,本文将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送达程序进行梳理,指出其在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加强缺席审判程序的正当性,保障刑事司法协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主要分为如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三个问题,即厘清送达的概念、送达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从法理的角度分析送达程序的正当性,此部分是整篇文章的“基石”,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则着重分析论证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送达程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送达主体及受送达人范围过小;法定的三种送达方式的实施难度较大,即从国际条约规定、司法协助及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三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并辅以从联合国官网、我国外交部网站搜集的官方数据及相关文本支撑论点。第三部分侧重于研究、借鉴他国有关送达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经验,该部分将选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国家,分别从送达主体、受送达人范围、送达方式、送达期限等多维度进行分析,以期可以提取出适合我国“土壤”的一些做法,为完善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的送达程序提供合理构想。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我国确立仅三年。相较于域外的一些国家,无论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还是其中的送达程序,在我国的发展都较为“青涩”,故借鉴他国的一些经验是有必要的。第四部分主要是从完善国内立法及做好与相关法律的衔接两个角度对我国送达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提出解决思路。具体措施有:将检察院纳入送达主体的范畴;扩大受送达人范围,即主要是将被告人的近亲属和辩护人纳入其中;探索多元化送达方式,即主要是将电子送达和公告送达引入刑事诉讼领域,且制定严格的适用条件;将针对境外被告人的送达期限延长至30日;尽可能多的加入多边国际公约、签署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做好《刑事诉讼法》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衔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