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事件是现代中国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是了解一代知识分子和特定时代特征的窗口。在党管文艺的大背景,《新文学史料》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反映现当代文学历史和现状的史料性刊物,曾因刊载胡风等敏感人物、事件的材料,面临过停刊的危机。正因如此,胡风在《新文学史料》的出现,并不是一览无余的简单呈现,必然会经历各方力量的一个均衡博弈。而在博弈的过程中,也就为《新文学史料》中的胡风形象构建,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阐释的空间。简单地说,阐释“胡风形象”的构建,也就是在窥探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时代语境。故本文则试图从胡风及妻儿,历史亲历者、后来研究者三个维度进行探讨。第一部分论及胡风和妻儿对“胡风形象”的建构。胡风回忆录中的“胡风形象”没有了当初与人善辩的豪情,对不同的意见,在文中以一笔带过的方式进行回应,用平静的语调展示一个“革命者”的历程。而在这个展示过程中,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所能揭示的内容也逐渐扩大。妻子梅志,却与胡风的低调截然相反,积极为胡风进行辩护,捍卫中央第三次为胡风平反后的成果。一方面,以维护胡风的写法,填充了胡风自我一笔带过的“迷途期”的空白,另一方面,随着胡风在大众视野中正面形象的确立,梅志也能接受他人在描写胡风时,胡风形象能存在一些细微的瑕疵。子女晓风致力于书信、日记的整理,尤其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所断章取义所摘抄的书信,并完整的公布于众,呈现出当时的历史真实;晓谷、晓山更多的是撰写回忆文章,补充在胡风与梅志的文章中,所没涉及到的平反后的情况,其笔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领域;同时也有一些针对研究者的回应、论争文章。而晓谷、晓山的这些文章的写作,自然只能发生在重写文学史,已成为大多数学人的共识之后的1990以后的年代。第二部分探讨与胡风有过接触的历史当事人对“胡风形象”的建构。与第一部分相对固定的主体不同,历史亲历者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主体,其包括不同的阶段与不同的人物,难以做到精细化的考察。将其粗略划分,只好分为胡风“负面”形象的构建者,与“正面”形象的建构者,且胡风形象的建构者们也往往会有交叉,而这些交叉也正是胡风形象演变的复杂性之所在。在负面形象的构建者中,其中包括有“周扬派”、“胡风派”以及因胡风案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批人。而正面形象的构建,大都历经了由胡风生平好友,到第一批胡风分子,以及第二批胡风分子的承接。且构建胡风形象所用到的话语体系,也因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更偏向于用个人化的语言来表达。总之,胡风形象在由负面到正面的变化过程中,也逐渐走向客观。第三部分论及以“学者”为主要身份而呈现出来的“胡风研究者”对“胡风形象”的建构。一方面,他们着眼于胡风的翻译家身份,致力于挖掘胡风对台湾文学的译介,同时也挖掘出大陆与台湾对立时,在五六十年代台湾、香港等地媒体对胡风的评价,以此构建出一个与大陆迥异的胡风形象。其次,一些研究者以胡风为中心,考证胡风的生平事迹,钩沉胡风建国前的历史事件,解读当时备受关注的历史事件,补充胡风自我构建的历史形象。另一方面,从文献学的视角,对胡风作品进行补遗、研究考证胡风的书信、全集,通过胡风的文学作品,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胡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