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便是货币经济学,其争论的焦点之一就在于：货币供给量究竟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亦或是由货币当局外生决定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货币主义的崛起,货币供给量外生成为主流,以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被各国广为使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创新发展迅速,因此该框架被大多数国家所放弃,转而实行以利率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主流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外生,在此基础上,我国于1996年构建了以货币供应量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然而,以货币供应量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应用的环境、传导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近十几年来,我国对外经济持续双顺差,外汇资产比重大幅上升,使得人民币处在升值的压力当中。外汇储备的变动给基础货币和M2的变动带来极大影响,形成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数量上升→外汇占款的货币发行增多→货币供给量上升的传导机制,即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实际上是“适应性”的,中央银行被动适应货币需求,投放货币,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渐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外生货币供给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的有效性被削弱,扩大货币的供给不能达到刺激实体经济的目的,这与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消失的货币”①现象相符合,货币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有学者提出了转变货币政策框架的思路,即为满足内生性货币供给的逻辑要求,将以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是以关于中国的货币供给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中国货币的供给究竟是如何决定的?即中国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也因此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内外生货币供给下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框架构建问题。这正是本文试图解决的两个问题。根据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的货币供给方程,目前关于货币内生性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货币乘数,另一方面是基础货币。前者被普遍认为不稳定,因此本文从基础货币的角度入手,利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基础货币的来源：外汇和国内信贷,认为二者不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控制的变量,得出一个分析货币内生性的一般理论框架。在上述理论框架下,对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程序化事实进行描述,然后根据中国2002年9月到2014年9月的月度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对基础货币与其三个来源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得出在净国内信贷、央行发行票据冲销不力的情况下,外汇占款的货币发行成为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提供了实证支持,这说明央行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操作日渐无效,为在内生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从现行的数量型调控逐渐转为价格型调控是当下应该考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