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构成国民经济的组织。细胞发生病变不仅会影响企业组织的健康，而且会侵害国民经济环境。因此，本文从分析企业组织的病变入手，对国有企业高管犯罪及其控制手段进行系统研究，旨在寻找提高企业高管犯罪控制力的路径，建构企业高管犯罪系统控制理论框架。从实践观察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与败德行为和违规行为既有差别又有关联。首先，犯罪行为必然是败德行为，而败德行为到达一定程度后才为犯罪；其次，违规行为与败德行为具有交叉性，违规行为并不一定是败德行为，败德行为不一定是违规行为；最后，违规行为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为犯罪行为，而犯罪行为一定是违规行为。从行为的决策程序来看，任何一个行为决策首先要考量的是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其次是是否能够满足制度要求，最后就是来自刑罚的威慑。因此，行为决策程序的三大考量决定了预防犯罪具有三大控制手段，即道德控制、制度控制和刑罚控制。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从五个方面切入国有企业高管犯罪问题，在犯罪动机、行为、后果及其预防和控制的研究取得了创新性的进展。第一，从微观角度分析了犯罪决策的机理，在原有文献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严重影响刑罚威慑效果的变量，即刑罚延迟变量；第二，分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犯罪决策的机制，得出了单位犯罪本质上就是自然人犯罪的结论；第三，率先借用学习演化博弈模型，解释了道德演化机理，分析了不同道德变化趋势中个人决策的机制；第四，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着手，根据多层委托代理理论，对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从犯罪预防角度进行了系统探讨，其中，重点是将犯罪实现和处罚可能性引入委托代理监督激励机制的研究；第五，探讨了刑罚延迟与刑罚威慑力之间的关系，其中突出了刑罚延迟对刑罚威慑力减损的机理，以及相应的政策性建议。本文的内容结构划分为七个部分：第1章概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文献、主题和内容；第2章对犯罪决策进行了多学科的理论分析；进而提出了国有企业及其高管犯罪边界判断(第3章)；第4、5、6章分别对目前国有企业高管犯罪的控制手段进行了系统分析，全面检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犯罪三大控制手段存在的问题；第7章针对目前国有企业高管犯罪控制手段的缺陷，全方位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并对论文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