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密森学会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综合体,它由19所博物馆和画廊、1个国家动物园和9个研究机构组成。它的建立最初得益于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的一笔巨额捐赠,虽然选址美国,但其目的却是旨在为人类“增进与传播知识”。此后,美国国会就是否接受遗嘱和如何利用史密森遗赠在1836至1846年间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最终在1846年达成妥协,由国会主导通过了关于建立史密森学会的法案。然而,在学会首任秘书长约瑟夫·亨利任职期间(1846-1878),国会与亨利在学会的性质和发展理念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亨利一直试图排除国会对学会的干涉,但在学会经费问题上又不得不对国会建立国家博物馆的要求有所妥协,这种学会与国会的特殊关系即所谓学会独特的运作模式,实质上改变了学会的性质及未来发展方向。因此,对史密森学会初期活动的研究,有助于理清美国国会建立并支持史密森学会的真正用意,进而对美国早期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与美国国民性的形成有更清晰的认识。本文由绪论、正文及结论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相关概念的规范化问题,并对本文的研究视角、方法与意义进行说明。正文部分以史密森遗嘱的设立、学会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开展为基本框架,共六章内容。第一章:本章将从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入手,结合现有资料梳理史密森学会成立的历史过程。其中,对于史密森为何选择将遗产捐赠给美国,学界尚无定论,本章也将对选址美国这一问题进行考证。此外,美国国会就如何利用遗产进行了长达8年的争论,虽然国会中的各方势力为争夺学会基金互不相让,但迫于舆论压力,最终达成妥协。1846年8月,国会通过了建立史密森学会的法案。第二章:约瑟夫·亨利是当时美国唯一享誉欧美学界的科学家,在其朋友的帮助下顺利当选学会首任秘书长。因此,1846-1878年期间也被称作亨利时期,这一时期学会的活动带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正是由于亨利的强势,加之与副手在学会发展上的理念不同,爆发了一场秘书长解雇助理秘书长的管理危机。最终,危机在国会的介入下得以解决,而秘书长的核心地位也藉此真正确立。本章主要通过秘书长选举和“图书馆之战”两个事件揭示学会与国会的特殊关系。第三章:本章主要分析学会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模式,虽然法案规定秘书长负责学会的行政事务,但为保证国会对学会的有效控制,分别设立了学会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等管理机构,又在秘书长之下安排了助理秘书长两人,分别负责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同时,由经费问题引申而来,学会形成了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我国学者将其概括为“民办官助”运作模式,本章将重点对这一运作模式进行分析。第四章:在亨利赴任秘书长之前,学会理事会就通过决议为学会建造功能齐全的办公大楼——“史密森城堡”。作为学会初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主要附属机构,图书馆和博物馆占用了“城堡”的很大一部分空间和学会经费,它们的发展对学会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能否认的是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发展壮大确实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但却极大破坏了亨利为学会制定的发展规划。本章将围绕图书馆与博物馆发展问题,揭示政治精英是如何利用学会达到其政治目的的。第五章:早在亨利当选之初,他就为学会制定了开展活动的指导原则。在亨利看来,通过支持原创研究、出版学术成果以及出版物国际交换是“增进与传播知识”的最有效方式。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学会的一系列科学活动也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效益,对西部开发与美国农业的发展,华盛顿市民智识生活的改善以及美国国民性的塑造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章主要是通过对亨利时期学会活动的研究,论证学会活动与美国社会生活进步之间的关系。第六章:本章主要对史密森学会初期的活动给予评价。19世纪的美国,社会上对科学事业并不重视,科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组织,欧洲学界很难接触到美国学者的科研成果,史密森学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并在内战和阿拉斯加购买案等问题上为联邦政府提供科学咨询;此外,通过出版物国际交换,与世界各主要科技强国建立了稳定的学术联系,并积极促成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出版物交换,且长久以来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本文结论部分,主要是通过将初期的史密森学会与当今的史密森学会进行对比,探讨学会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否背离了史密森的设计初衷。在对史密森学会初期活动进行总结的同时,充分发掘其对我国学术团体的发展、科研资助体系的完善和博物馆教育作用的发挥等方面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