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清代担保以及经济纠纷的研究。选择较为特殊的地权担保交易纠纷作为研究的主体,通过对担保交易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担保交易纠纷为主体的纠纷解决机制,来窥探清代经济生活中的纠纷解决问题。本文前半部分以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担保交易纠纷产生的原因,认为担保交易本身存在一些有碍执行的制度性因素,不管是典权纠纷中的找价、回赎等问题,还是押租纠纷中的退佃问题,都存在执行上的不明确因素,相关的“俗例”在权责分配问题欠缺规范性,从而导致双方在契约履行的最后阶段产生纠纷。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如果说制度上的缺口给纠纷的爆发提供了机会与空间,那么构成纠纷火药本身的则是清前中期以后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广泛存在的人地矛盾在地权相关的担保纠纷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传统社会中的经济交易带有浓重的人情化色彩,由于人情化交易多具有小规模生产与区域性的特征,交易发生的空间范围往往局限于乡、村等单位,个人信用从而在交易过程中通过地域信用网络这一社会资本,制约了经济人的机会主义,由此而生的本体信用担保、第三方信用担保、共同体信用担保互相依托,发挥着保证与担保的作用。最后,就国家的而言,分为刑事与民事两大审判模式。清代的法律并非以解决民间经济纠纷为目的而设立,仅从担保相关的律法来看,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基层统治,而不是经济纠纷上的权责分配。就民事审判而言,出于禁止诉讼的目的,国家设立的过高诉讼门槛无疑阻碍了合理的诉讼需求。而就地方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来说,地方纠纷处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由于契约经济的发达与庞大的宗族势力,徽州地区构成了宗族、中人、乡邻三大纠纷调解模式。南宁地区中人及宗族的调解虽然也存在,但地方基层权力的权力模式与徽州相异,调解不仅发生在宗族中,更多的发生在村、寨、坪等基层区划单位里。同时由于民族混居,少数民族的神判法也成为了处理纠纷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