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在建构心学心性论时,面临着明朝中期社会存在的问题,即政治腐败,官场昏暗。同时,对于当时社会流行的程朱理学,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不从自我内心之中去寻觅天理,而是于外在的事物上去寻求天理,这就是程朱理学存在的弊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与程朱理学的弊端,王阳明将目光集中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心性论上面。禅宗心性论主张个人应该从自我内心之中去寻觅成佛之道,主张心外无佛,这在王阳明看来就能够纠正于心外去寻觅天理的弊端,就能够做到心与理的合而为一,也就是王阳明提倡的心即理。同时,由于个人能够真正从自我内心去寻求圣人之道,那么就能够做到心口如一与身心合一,就不会产生口头上讲圣人之道,行为上做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王阳明认为,吸收佛教心性论特别是禅宗心性论的观点,可以解决当时社会与程朱理学存在的问题与弊端。王阳明建立的心学心性论,是以儒学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因此弥补儒学在心性论领域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也是王阳明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的重要原因。先秦儒学心性论,只是提出了一些概念与命题,但并没有具体地去阐述与论证,这成为后世儒学思想家们不得面对的一个困境。佛教心性论擅长抽象思维的阐述与论证,这种长于抽象思维的论证方式,为王阳明所吸收与借鉴,反映到王阳明心学心性论中,就体现为王阳明对于心与性的具体含义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分析与论证,由此提出了心即是性的命题。佛教心性论对于心与性两个概念的论述极为详尽,也极为精审,王阳明吸收了佛教心性论的这种论证方式。同时,为了确保心学心性论的儒学本质属性,王阳明否定了佛教心性论中缘起性空的空性,替之以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的核心内容,这样就完成了对佛教心性论的改造。与此同时,王阳明通过论证心即性、性即理,从而推论出心即理的命题,这之中王阳明借鉴了禅宗心性论心即佛的命题。王阳明认为,他论证的心即理的命题,能够解决程朱理学于心外寻觅理以及析心理为二的弊端。王阳明将心即佛转化为心即理,以理这一概念替代了佛这一概念,这样心学心性论既解决了程朱理学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又确保了心学心性论的儒学本质属性。王阳明还以致良知的心性工夫论,改造了禅宗心性论的相关内容。致良知的心性工夫论,是王阳明建立的心学心性论的重要内容,王阳明视之为自我的创新之见。这一创新的理论,是王阳明基于儒家本位的价值取向,吸收与改造禅宗心性论的结果。王阳明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的特点与理论模式,对明朝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儒学领域,也体现在佛学领域。在儒学领域,刘宗周、王夫之等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都对王阳明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的理论模式进行了回应。从刘宗周、王夫之等儒学人士的回应中可以看到,王阳明吸收与借鉴佛教心性论的论证模式,以此来重新论证儒学心性论的相关内容,成为了儒家学者的共识。同时,摒弃佛教心性论的空性这一出世间的价值取向,从而确保自我创立的心性论具有儒学的本质属性,也是明清之际一些思想家们普遍采用的理论模式。明代中后期的佛教界,面临着王阳明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从而建构了心学心性论的挑战,佛教人士不得不对此予以回应,这主要体现在明代一些佛教僧人对于王阳明心性论的述评之中。王阳明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体现了明代儒佛思想融合与会通的关系。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能够把握到时代的理论气息,审时度势,主动地融合与会通儒佛心性论,积极地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从而才能够推陈出新,创立了具有自我特色的心学心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