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00年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世界发展逐渐为两种趋势所左右：一是世界在变小；二是国家利益在扩大。以此为背景，海外利益萌芽、生长并逐渐壮大。海外利益是伴随着国家的对外交往产生的，是在国家的推动下成长起来的，国家利益是其主要成分，但它又不仅仅限于国家利益，它还包括私人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在海外获得的权益。海外利益对于促进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而言意义重大，所以大国都十分重视对其维护和拓展。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有的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比较典型的有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模式，战后日本的“同心圆”模式，以及当今美国的“雁阵”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其海外利益随之诞生。以1978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是中国海外利益的奠基阶段，当时由于受到自身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制约，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和谋求的手段都比较单一。在目标上体现为对生存权的追求，即赢得国际承认、意识形态承认；在维护与拓展的模式上表现为一种“线型”模式，一为“联合”，一为“斗争”。改革开放后，中国海外利益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维护与拓展模式也获得了很大改观。在内容上，现今我国拥有广泛的海外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利益；在海外利益的拓展方式上，我国采用了一种“网状”模式；在其维护上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刺激-反应型”模式。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中国海外利益遇险的频次、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现有维护与拓展模式不相协调、过于单一的弊端变得越来越明显。考虑到海外利益的现实和未来意义，必须探求对其进行维护与拓展的新模式。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智慧、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已积累的经验和教训都可资借鉴。基于权力、制度、文化在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时的有效性，对之进行立体化设计，可以获得我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的新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国家是基座、海外利益是客体，权力、制度、文化是支撑。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完善自身、利用现有制度和规则、扩大观念认同来保障中国海外利益安全，推动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