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落凋亡，为上皮细胞与其细胞外基质（extra cellular matrix, ECM）脱离后继而出现的细胞凋亡，1994年Frisch SM等首次报道了这一现象，并命名为“anoikis”[1]。脱落凋亡为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其意义在于它可防止上皮细胞与ECM脱离后经各种管道系统或经机体各种腔隙播散至其它脏器继续生长，保证机体稳态结构。癌细胞作为上皮细胞来源的恶性肿瘤细胞却能自原发部位脱落后，迁徙到其它部位脏器中继续生长，甚至其异位的环境完全不适合原部位正常上皮细胞的生长，而形成转移瘤[2]。这一现象说明能够发生转移的癌细胞具备抗脱落凋亡能力。抗脱落凋亡被广泛认为是肿瘤转移的一种重要原因。肺癌胸膜转移致胸膜腔可形成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胸水中悬浮有大量的肿瘤细胞，这些肿瘤细胞能够在MPE中悬浮状态下存活并在脏壁层胸膜种植转移，使脏层及壁层胸膜形成转移灶。这一现象说明恶性胸水中的肿瘤细胞已具备抗脱落凋亡能力。因此，胸水中的肿瘤细胞为机体内相对易取的典型抗脱落凋亡细胞。脱落凋亡/抗脱落凋亡机制复杂，目前尚未阐明；大量研究表明，有多种因素可能参与了肿瘤细胞脱落凋亡/抗脱落凋亡调节机制，包括多种信号传导途径及其它相关因素；TC-1（C8orf4）基因是近期发现的与炎症及肿瘤相关的基因。最早发现其在甲状腺癌中表达异常增高[3]，同时有研究报道其在悬浮培养的高侵袭性肺腺癌A549细胞系中同样高表达[4-5]。然而TC-1基因在肺癌中的表达水平与肺癌的发生发展及转移侵袭能力的关系尚无定论，其在肺癌抗脱落凋亡属性中的作用上仍需进一步考证。目的：探讨恶性胸水肿瘤细胞分离的合适方法，建立肺腺癌肿瘤细胞抗脱落凋亡模型。对胸水中的肿瘤细胞进行生物学及形态学研究，并探讨TC-1基因的表达水平与肺腺癌肿瘤细胞抗脱落凋亡之间的关系。方法：一：取已病理确诊肺腺癌胸膜转移的恶性胸水肿瘤细胞，利用多聚羟乙基甲基丙烯酸树脂处理培养皿，致细胞无法贴壁生长，通过梯度密度离心法分离并纯化肿瘤细胞，建立胸水肿瘤细胞抗脱落凋亡模型；二：以肺腺癌原发灶原代培养肿瘤细胞为对比，对胸水肿瘤细胞进行形态学观察、MTT法测定细胞数，绘制生长曲线和计算细胞倍增时间、流式细胞仪测定细胞周期分布及细胞凋亡率；三：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法及western blot法检测TC-1基因在原发灶肿瘤细胞及胸水肿瘤细胞间的表达差异，MTT法检测TC-1基因相关通路抑制剂对两组肿瘤细胞的抑制效果。结果：一：利用两次梯度密度离心法可有效分离纯化胸水中的肿瘤细胞，建立体外悬浮培养人体胸水肿瘤细胞抗脱落凋亡模型，体外悬浮培养时间约4周左右。二：对胸水肿瘤细胞的生物学及形态学的研究发现：1.原发灶肿瘤细胞的生长曲线存在明显的阶段分布：即潜伏期、对数期、平台期；而胸水肿瘤细胞其生长曲线低平，近似直线，无明显阶段分布，细胞增殖缓慢，细胞倍增时间为（115.74±15.38）h；2.细胞周期分布检测，胸水肿瘤细胞的细胞周期分布为：G₀、G₁期（58.95±4.13）%、S期（26.2±3.7）%、G₂期（14.85±1.3）%；近60%的细胞处于细胞静止期；3.细胞凋亡率：原发组及胸水组中活细胞数占90%以上，凋亡及坏死细胞总数小于10%。原发灶肿瘤细胞悬浮培养48h后活细胞数为（38.9±6.9）%，凋亡及坏死细胞总数大于60%；4.扫描电镜示胸水组与原发组相比较，胸水组中肿瘤细胞呈现发育缺陷，其细胞膜微孔增大增多、细胞纤毛减少、呈球样及板样变；少量肿瘤细胞出现凋亡小泡呈凋亡前期样变化。三：1.免疫组织化学及western blot检测TC-1基因在胸水肿瘤细胞中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原发灶肿瘤细胞，两组细胞在TC-1的表达水平上存在差异；2.应用TC-1通路相关抑制剂PD176074可促使悬浮着的胸水肿瘤细胞出现大批凋亡及坏死，抑制率为54.43%，而PD176074对贴壁培养的原发灶肿瘤细胞无影响。结论：成功建立胸水肿瘤细胞抗脱落凋亡模型；肺腺癌原发灶肿瘤细胞与其胸水转移的肿瘤细胞在生物学性状与形态学上存在差异；TC-1基因的表达水平与肺腺癌胸水肿瘤细胞的抗脱落凋亡能力存在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