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主体界定是受贿罪认定面临的首要问题,因其主体内涵极为丰富而概念本身的相对模糊性,故而在理论及实务界争议较大;另一方面,犯罪主体相比较于犯罪构成的其他要素而言,涉及人的问题,其范围的大小决定立法者对受贿行为的打击面,笔者因此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受贿罪这一基础要素上。同时,《刑法修正案(七)》将关系人受贿纳入到受贿罪的范畴之内,更激发了笔者对受贿罪应然主体与实然主体,以及确定犯罪主体的最终决定因素等问题的探讨。本文以受贿罪主体的演变入手,试图分析这种演变的内在驱动力和适法性;以制约受贿罪主体界定的实质作为分析的结束,指出受贿罪主体的扩张与泛化(国家工作人员-准国家工作人员-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关系人(特殊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本质上是由于对受贿罪主体性质以及决定主体本质的问题缺乏认识造成的。从现实需要出发适当扩大受贿罪主体的范围,是可以且必须的,但要受到法益理论的制约。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立足于受贿罪主体的立法例,分别通过对我国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外国刑法立法例及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的梳理,展示了受贿罪主体的扩张趋势。第二部分则着重于从传统刑法教义学角度对受贿罪主体的本质及外延做一详细分析,并以“从事公务”为核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准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进行深入研究。第三部分将专门就关系人受贿的问题从刑事政策及法律适用角度进行分析,在肯定立法设立关系人受贿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关系人受贿归入传统受贿罪可能导致的种种弊端。接着,笔者从法益理论出发分析了关系人受贿的本质,并建议对关系人受贿单独设立新罪名。在本文的结语部分,笔者总结了写作本文的一个贯穿性思路,即制约受贿罪主体认定的本质特征,试图以此研究受贿罪主体不断扩张、泛化的底线和基础在哪里。放在最后,既是对前三部分的一个总结和归纳,也是留给笔者自己一个继续深入思考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