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翻译研究中,较之其他文学样式的翻译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由于其接受者的特殊性,在翻译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人”的位置。然而在20世纪初,由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以周作人为首的一批新文学作家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儿童的文学”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学理念。一些作家和翻译家随之将目光转向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他们的译介实践和理念与清末民初大相径庭,因此也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对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关注与探讨。在这次儿童文学的译介热潮之中,《小说月报》于1925年第8期、第9期刊发了“安徒生号”。作为“五四”时期唯一的儿童文学专号,它不仅促进了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同时推动了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本论文拟从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分析两方面入手,借助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系统的翻译三要素理论,探寻《小说月报》译介安徒生作品的原因和策略。专号的刊发是建立在译者群体的文学理念和翻译理念之上的。因此,本文在第一章中对专号译者群体的背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研究,并对这一群体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小说月报》之所以选择安徒生作为译介对象,这与译者群体的意识形态观念和赞助人理念有密切联系。译者群体背后的商务印书馆作为《小说月报》的发行机构,其管理层的经营理念,译作和教材的出版传统以及20年代初对旗下期刊杂志的改革都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专号的刊发。同时,作为个体赞助人,郑振铎、周作人的意识形态理念和诗学观念对译者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郑振铎,他身兼《小说月报》主编和文学研究会书记的双重职务,在弥合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理念和文学研究会的诗学观念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遵循了主流诗学的规范,又充分考虑了接受者的认知结构和对译作的接受；他们一方面借鉴当时风行的直译策略,一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又背离了这一当时主流诗学所奉行的翻译主张,部分采用了意译和改写策略,这与文学研究会“儿童本位”的文学理念和其对目标文本接受者的认知结构的认识不无关系。通过对专号的分析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系统三要素间的制衡与统一,为专号译者群体译介安徒生作品的原因和策略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阐释。勒费弗尔在运用三要素对翻译进行分析时,并未考察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进而得到对翻译活动这一动态变化过程更为深入的认识。目前针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相比其它文学样式,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体现出明显的不足。’国内现有的文献资料中,迄今为止没有关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的专题研究。本论文在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爬整理的基础上,结合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种方式,对该专号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以期为完善儿童文学发展史,推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