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多集中在先秦时期，但直至今日，对情感问题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较少。儒家情论与道家情论可谓中国古代情感理论中主要的两大思维模式，各有优势又各有缺陷，共有“自然”（真）这一立论基础，在逻辑上存在“交融”的可能性。嵇康情论恰站在这两者的“交融点”上，其情感理论部分多吸取道家情论的营养，生活实践部分则多遵循儒家情论的模式，并因“至善”（道德）这一点使儒家情论与道家情论得以“整合”在一起。总体而言，嵇康情论更丰富、细致，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到了超越。第一章分别梳理嵇康情论的渊源——儒道两家情论。儒家情论为：血缘性自然情感（孝悌）到道德情感（仁）再到政治情感，属于道德化过程。其缺陷在于血缘性自然情感实际上只具备情感倾向性，并不意味着情感的生发，存在着情感“驯服”的漏洞。道家情论为：至德之世的自然情感到性命之情再到天道之情，属于“去道德化”过程。其至德之世的自然情感突破儒家血缘性自然情感的局限，更普遍化，其缺陷在于缺乏对世界的承担精神。第二章论述嵇康情论的时代背景——魏晋“情礼之争”。这场“情礼之争”的实质是儒家情论的“消解”与重建。一方面，“君臣危机”、“仁孝先后”的讨论，“生孝死孝”的选择可视为儒家情论的连锁式动荡。另一方面，儒家情论自身机制的及时更新与道家“自然”观的引入，使儒道两家情论“交融”的可能性有了实现的土壤。第三章论述嵇康情论中的情感理论部分：自然情感到破除“一域之情”到至乐之情。嵇康认为走出“至德之世”的常人的自然情感几乎都会流入“一域之情”的泥沼。对此提出具有“生生”特质的“自然观”，认为天生的并非都是合理的。一面从养生、公私、声无哀乐三个角度展开具体破除“一域之情”的途径；另一面以“至乐之情”为最高境界，使得人们自然“遗落”“一域之情”。由此消弭了儒道两家情论界限，实现了超越。第四章论述嵇康情论中的生活实践部分。嵇康早年家庭经历使他怀有深厚的生活情感（血缘性自然情感）。由这生活情感扩充而来的“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义”等道德情感，导致他的精神追求无法真正与道家丝丝入扣。恰是这矛盾的经历，使他能够脱离儒道两家情论的窠臼，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嵇康把判断力交托给自己，“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表现出“消极的道德”。而一旦触及自己的底线，他便“义无反顾”，终于死于司马氏之手。最后两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嵇康情论看似平行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交错点在“至善”（道德）这一点上。从整个中国古代情论发展史看，儒道两家情论的思维倾向性必然会产生嵇康情论这样的“结晶”。可见，嵇康情论在中国古代情论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总之，嵇康的一生也是其情论践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