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在20世纪初期被翻译到中国,并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掀起了两次译介高潮。本文共三章,试图从译介学角度出发,探讨奥尼尔在20世纪上半期的译介与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关系。首先,20世纪20年代是奥尼尔在中国译介的前奏期。西方悠久的戏剧文化传统和斯特林堡、弗洛伊德、荣格、尼采等现代派大师的思想是培养奥尼尔创作的沃土。同时,奥尼尔又谙熟东方哲学的智慧,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基于建设中国现代话剧的需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普遍注意到把奥尼尔推上美国剧坛的“小剧场”运动。在此影响下,中国戏剧界成功发起了与其类似的“爱美剧”运动,掀开了中国现代话剧建设的新篇章。但由于奥尼尔还是一位发展中的艺术家,这一时期对他的译介仅仅停留在介绍而非翻译的层面。其次,20世纪30年代是奥尼尔在中国译介的高潮期。美国的小剧场运动、中美相似的时代背景、奥尼尔漂泊的身世和早期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创作等都引起了中国译者和读者强烈的心理共鸣,为奥尼尔在中国的译介奠定了基础,从而迎来了他在中国译介的第一个高潮。30年代奥尼尔的热译对我国话剧的理论构建、艺术表现形式、舞台建设等方面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我们还通过翻译这个中介引入了奥尼尔的悲剧作品,对于“无悲剧”的国度来说更具有借鉴意义,加速了我国戏剧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最后,20世纪40年代是奥尼尔在中国译介的停滞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奥尼尔剧作的现实性、战斗性不强,不适应抗战时期的文学环境；为了团结民众一致对外,戏剧界重新提倡民族戏剧而否定外来译剧；1947年,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致使中美两国政治关系发生变化。上述原因共同致使奥尼尔在中国译介工作的停止,奥尼尔和他的剧作成了时代与政治的牺牲品。但一些零星的译著和评介文章的发表在表明无奈的同时也预示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