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的农村改革正式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让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的重点发生转移,中国开辟经济特区,掀起了经济建设的热潮,这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提供了进城就业、谋生的机会。在这两种力量的指挥下，从1978年开始,中国农民开始进城打工。此后,历经30年的发展中国出现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从此,中国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都闪烁着“农民工”的身影和智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农民已成为国家级的社会话题和国家级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生活的变化,进入到文学想象的世界。从此,“农民工”自己开始书写自己的生活和遭遇,精英作家开始以想象的方式先去描绘农民进城,接着描写“农民工”的悲欢渴望、梦想、苦难、挣扎、彷徨。历经30年发展,关于“农民工”的文学书写和记录已成为一道不可忽视的文学景观。理论研究的命题从实践中来,同时,理论研究的成果又可以对实践加以指导。为此,本文从30年来“农民工”文学形象的流变入手,对中国文学的这一新命题展开梳理、归纳和探讨,以求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追寻新时期以来文学嬗变的轨迹,凸显“农民工”形象变迁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文本研读分析为主,以社会学、文化学为理论支撑,对30年来“农民工”文学形象进行分类、归纳和梳理,将30年来“农民工”的文学形象分为两大“阵营”,即“农民工自我书写和精英作家的想象性描绘；其中,“农民工”自我书写这一阵营,借助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进程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参考,分为1984年至1992年“‘离乡’的都市‘边缘人’”、1993年至2000年都市风景里的沉浮者、新世纪农民精神的守望者三种形象,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中梳理,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流变的结果：记录自我——讲述群体——剖析灵魂。精英作家的想象性描绘这一阵营,按照中国30年来“三农”文学的发展脉络,分为八十年代几十年代和新世纪三个阶段,其中,八十年代的“农民工”形象是以“农民进城”为阐述对象发生的,归结起来,分别可以用“陈奂生式的进城者”、“高加林式的出走者”两种“农民进城”的形象；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与时代的发展同呼吸、共脉动,受市场化、都市化、时尚化的影响出现了娱乐化倾向,作家面对全球化语境开始开始自我反思并寻找自我认同,导致“农民进城”或“农民工”严重缺席；新世纪,中国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城市建设和国家基础建设用地量逐年扩大,2004年,国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对土地的“征用”正式改为“征收”,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大地,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土地的大批征收,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由此,而产生了更多失去土地所有用权的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唯一的资本,失去土地,它们便失去了生活和生存的唯一依靠。而这时,商品经济对农村的冲击日益强大,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农民亟需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对来势汹汹的生活新诱惑,农民们开始彻底来开家园去城市寻找财富,寻找致富的道路。因此,作家们对这个进城来的群体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诞生了大批描写“农民工”的文学作品,据统计,从2001年第五期到2003年第十期,以著名文学期刊《收获》、《十月》、《当代》、《中山》为调查对象,其中关于农民脱离土地进城的题材共计275篇,足见数量之巨。在这些作品中,“农民工”的形象可分为：“城市身份的渴望者”、“出卖尊严求生存者”、“拮据但浪漫的生存者”、“金钱掩盖了道德者”、“悲情的报复者”和“精神漂泊的返乡者”等形象类别。纵观精英作家笔下的“农民工”形象,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变化规律：求生存——求发展——既求生存又需发展,还要在城市立足。纵观30年,中国“农民工”文学形象自我记录、想象性描写,已成过去,而对未来的文学新征途,“农民工”这一文学形象会在中国文学史里存在多久,会以怎么样的形式走向终结,或者会发生什么样的蜕变,都值得我们在30年的变化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