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制度起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是近代民主与法制进步的产物，也是监狱文明标志性制度之一。假释制度作为一种行刑制度，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西方，它植根于报应理论、目的刑理论、刑罚一体化理论；在我国，它继续吸收着教化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论的营养。东西方司法文明的的沃土与营养，赋予了假释制度以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使其以国家恩惠和罪犯权利的面目出现，体现了鼓励罪犯悔悟、促进刑罚个别化、司法救济、建立罪犯再社会化桥梁、促进刑罚更加经济、宽缓监狱压力的功能，发挥着感化失足者、保障罪犯人权、节约国家资源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假释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它不但充分体现了“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而且在促使罪犯认罪服法、悔过自新、顺利回归社会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近年来，由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原因，假释制度的适用比例非常低，与减刑的适用反差很大，给对罪犯的监管改造工作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客观上导致了监狱行刑效益的低下，罪犯重新犯罪率的上升，也直接影响了我国保障罪犯人权的国际形象。正因为如此，法律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改进假释制度的呼声才越来越高，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探究对现有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笔者试从分析假释制度的起源、涵义、法律属性、理论基础等方面入手，对我国的假释制度及适用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假释制度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