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具有法治意义,这种法治意义的孕育依赖于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在学界对于疑难案件的解决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法裁判观（法条主义）,一种是法外裁判观（后果考量主义）。理论家们更倾向于前者,并力主站在依法裁判的立场上,为持方立场辩护,寻找出路。但与此同时,倡导依法裁判的学人甚少以一种“观察者”视角审视法外裁判的立场及诸方法,并确立一种遴选机制,将其中的裁判方法化为己用。其实,以另一种方式为依法裁判辩护,从法外裁判观中挖掘可用的裁判工具,丰富依法裁判观的思路非常可取。为此,需首先重申“疑难案件”为何。其次,界定“法治”的意涵为何,并明确它为什么是一个我们值得追寻的价值,在此基础之上,还将试着析分出不同品质的法治,以进一步廓出司法裁判所意欲追求的法治类型为经由形式法治的实质法治观。再次,将探讨疑难案件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立论前提,“疑难案件对法治形成了挑战”。所以,如果不能良性裁判疑难案件,法治作为一项值得追求的有品质的价值将最终被消解。那么,如何对疑难案件进行良性裁判呢?首先需要耙梳案件裁判的两种基本进路,一种为“依法裁判观”,一种是“法外裁判观”。具体言之,依法裁判观主要是指围绕制定法作业的法条主义裁判方式;法外裁判观主要是指着重关注对裁判后果进行考量的裁判方式。其中,依法裁判才是司法裁判的构成性要件,且值得捍卫。但这并不能够否认法外裁判的诸方法中有可取之处,且能够被注入入依法裁判观之中。为构建此种厚依法裁判观。首先,需将依法裁判观与拣选所得的诸工具进行对较,检验二者是否可能出现“排异”之情状。其次,将司法裁判流程拆分为具体的步骤,并依此将拣选所得工具按次序放入。最终构建起一种不同以往,更加“厚实”的依法裁判观。而且此种裁判观可以克服“可推广性”与“扩张司法能动”的诘难。因为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并非截然二分,而是程度之别,且扩张司法能动所秉持的弱自由裁量权并不会颠覆依法裁判观的属性,亦符合目前中国司法实践的要求。总而言之,追寻法治是法律共同体宿命式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持守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观迈进对这一宿命式任务进行延续。如果说疑难案件的解决是对法治的捍卫,那么厚裁判观确立的目的则是催促司法由形式法治迈向实质法治,由“法治国”迈向“司法国”。至于由为司法过量赋能造成的司法能动对权力分置的挑战将如何面对,那只能留待以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