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下的数量和价格型指标出现了分歧,二者同时兼顾变得愈发困难,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关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两套政策调控框架的比较与选择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两个维度入手,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和调控效果进行研究,并且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为未来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的量、价转型等相关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本文可以分为以下六章内容:第一章是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背景、选题意义,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研究综述和研究方法等内容。本章给出了两种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规则,即麦科勒姆规则和泰勒规则的理论基础和模型形式,并且回顾了关于货币政策量价转型问题的研究结论和实践效果,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了长期来看货币政策的数量和价格目标是难以兼顾的,进行转型十分必要。第二章基于麦科勒姆规则模型,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角度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结果表明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变化都对货币供应量有反向的影响,并且央行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具有很好的连续性。STR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在2000年以前我国货币政策处于低区制状态,扩张效应较强,并且对通胀缺口过度关注,这种现象在2001年以来有所缓和。第三章与第二章相对应,以泰勒规则为基础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在我国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泰勒规则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拟合效果好于麦科勒姆规则,并且央行对利率的调控也具有明显的平滑特征。在利率的高波动率区制下,货币政策的相机决择特征较强,对通胀的关注度更高;在低波动率区制下,政策更加遵从泰勒规则对利率进行平滑调整,且相对更加关注产出的变化。此外,脉冲响应曲线也表明我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有待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使产出和通胀缺口协同波动,为更好地执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创造条件。第四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运用TVP-FA-VAR模型对我国经济背景下的两种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我国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可以得到在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我国经济结构扭曲得到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潜力有所提高,资金逐步脱虚向实,宏观杠杆率得到控制,经济和金融系统性风险逐步释放。在这种经济大背景下,数量型政策货币调控的优势逐渐变小,中介指标的选取也较为困难;与此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和利率传导渠道的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适应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的量、价转型是十分必要的。第五章从利率双轨制的视角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双轨制造成了预算软约束主体和民营企业融资的“双重双轨制”,扭曲了资金配置效率。数量型工具既要发挥调节流动性的功能,又要承担纠正价格信号扭曲的任务。此外,市场化利率仍未成为货币政策调控中的主要价格基准,随着计划轨利率逐步市场化可以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要逐步打破软预算约束体制,形成以市场化基准利率为基础的价格型调控框架。第六章主要考虑开放经济环境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外部影响,运用DSGE模型对不同政策规则进行研究和对比,我们可以得到:在开放环境下的货币政策中,利率对通胀的变化最为敏感,产出次之,对汇率的响应相对最弱;预期通货膨胀目标规则对通胀最为关注,但政策执行效果没有前瞻性泰勒规则显著,而且在前瞻性泰勒规则下,货币政策操作的稳定性最好,造成的经济波动也最小。可见在政策转型的过程中,运用前瞻性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是更加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