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等矛盾的日益突显,以往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由要素驱动、资本驱动逐步向创新驱动实现转换的演进过程和关键阶段。因而,在“新常态”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便显得愈发迫切。基于此,如何通过积极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金融集聚溢出效应、有效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切实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与动力,是现阶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经济区域需要重点考虑并优先提出解决方案的问题。以我国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考察对象,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金融集聚的外在特征、引致动因和外在效应,细致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梳理归纳了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发现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联关系,而前者主要通过资金催化、资本形成、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产业整合等五个方面,影响着所在区域乃至周边邻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以2005年至2014年为观察期,在考察了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产业三个细分领域集聚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现状以及区域差异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综合利用时间序列和空间面板等计量模型,衡量、测度了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作用;通过引入经济系统“耦合发展”的概念,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评了观察期内各省级行政区域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匹配程度。最终,本研究形成的主要的结论有如下几点。首先,以静态截面的角度来看,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绝大多数的省级行政区域其产业发展指数与银行、证券领域的区位熵之间,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线性正向相关关系;而计量结果也表明,观察期内各年份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2)以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均位于0.94至0.99的区间内,较为真实、准确地反映了银行、证券和保险集聚同产业发展指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其次,以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整个观察期内金融产业银行及证券领域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且银行领域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证券领域回归系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细分领域回归系数呈现出交替上升但总体平稳发展的态势;而保险领域对所在区域乃至周边邻接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完善和升级的影响还相对较小,其能够发挥的促进作用还不是十分明显。再次,以动态面板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东北地区,其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主要来源于银行和证券领域的集聚,而保险领域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与此同时,在个体固定效应的总体框架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截距项在观察期内均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而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截距项在观察期内则持续波动、震荡。第四,以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观察期内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在全局范围内都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特征或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普遍为高值—高值空间关联关系,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普遍为低值—低值空间关联关系。基于时间固定效应下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集聚在地理空间上对所在和邻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间接和总体溢出效应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作用方向有正有负,各不相同。最后,以耦合匹配的角度来看,虽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经济子系统的系统功效在观察期内的不同该阶段处于不同的相对位置,但在总体上呈现出交互领先、相互带动,最终实现共同提升的发展态势,而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的系统耦合程度在观察期内都呈现出由低阶耦合向高阶耦合持续演进的态势,其测度结果数值稳步提高。基于上述结论,在迅速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宏伟战略的总体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应当通过实施以增强聚集能力为核心、以优化金融生态为基础,以扩大辐射范围为导向、以实现产融互动为目标的政策组合,有效促进金融集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动二者达成并维持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有利态势,进而形成并确立区域内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良性且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