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以传奇性的经历、游侠般的姿态闯入中国现代文坛,在带给中国文坛一个全新场面的同时,也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30至1940年代的萧军以其独特的文学贡献、正直孤傲的独立品性,在国内外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鲁迅先生曾当面向埃德加·斯诺郑重推荐,将萧军纳入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的最优秀的作家行列；1937年日本文学评论界将萧军比作中国的“萧洛霍夫”,称其为“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给予他“鲁迅死后唯一旗手”的地位。虽然萧军在文艺界有较大的影响,但其独特的个性也让他成为集毁誉于一身具有争议性的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萧军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向文学的边缘游走。哈尔滨“《文化报》事件”的发生,使萧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流亡者”和“文学边缘人”。“《文化报》事件”发生在1948年,是指《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文协”对“萧军问题”的处理和批判。为同《文化报》争夺文艺领导权,受宗派主义严重影响的《生活报》诬陷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公布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停止对萧军及《文化报》的一切资助,《文化报》被迫停刊。此后,东北开展了数月之久的对萧军思想的批判活动。1981年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为萧军做出了正式的结论,推翻当年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称其是“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文化报》事件”是萧军文学和生活的重要转折点,事件发生后萧军被迫离开文坛32年,除经毛泽东批示得以发表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和《五月的矿山》等作品外,萧军几乎与文学界绝缘。“《文化报》事件”可以看成是解放区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一场交锋,是党在东北解放区的试验场,是对建构新的文艺体制的一场实验。研究《文化报》,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实,对萧军研究、东北地域文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运用传播学、社会学、政治文化学、革命心理学等理论,结合丰富的萧军研究和现代文学史料,以《文化报》为文本进行系统研究。文中论证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精神对其恪守五四知识分子独立品性和精神立场的作用和影响；点明《文化报》上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新启蒙实践”；分析了《文化报》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贡献；探讨了两报论争的主客观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对萧军和《文化报》的批判既是党对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又是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根据研究需要,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以《萧军日记》和萧军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的含义、表现、成因及特征,得出新英雄主义的定义,并比较了新英雄主义与原英雄主义的异同。通过对新英雄主义的理论构建和行为构建过程的考察,提出新英雄主义的“双核心思想”和“半步主义”观点,进而分析了萧军“双核心思想”的新英雄主义价值观和文艺观对其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二章：萧军是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急先锋,他在《文化报》上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实际是一场新启蒙思想的实践运动。本章系统阐述五四启蒙、30年代新启蒙、延安革命启蒙、东北新启蒙的涵义,探究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东北新启蒙存在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考察萧军的启蒙表现,并明确萧军在《文化报》上的启蒙方式是受新英雄主义影响的“双轨道启蒙”。最后,从文化哲学思辨的角度来探讨新启蒙和五四启蒙的关系,指出东北新启蒙的本质是五四启蒙,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继承和扬弃后的隔代传承。第三章：以《文化报》为文本,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再现原生态的“《文化报》启蒙文学”,分析了它的生成和传播过程,指出在“双核心思想”指导下的“双轨道启蒙”构成——文化内核是五四启蒙,重要组成是革命启蒙,必要补充是社会启蒙。“双轨道启蒙”是将三种启蒙思想完美而和谐的融合为一体的成功尝试,为启蒙运动史积累了经验。关于萧军在《文化报》上的文学创作,本文从作家和报纸的文体选择和杂文创作两方面予以了探讨。最后,对“文化报启蒙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美学诠释和贡献评说。第四章：本章重点是还原和再现了两报论争,阐述论争的起因、过程、结局和发展。通过解放区文艺界文学论争的不和谐前奏,可以看出在对《夏红秋》、《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网和地和鱼》的论争和批判中,政治标准代替文艺标准,宗派主义行帮作风的苗头已经出现,《生活报》对《文化报》的批判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由“王通”引发的萁荳之争,开启了边缘与主流、民间与正统之间的对话,为两报论争正式拉开了大幕。经过对论争双方文章的辨析,可以得出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罪名不成立的结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介入加速了论争的进程,影响了论争的结果,萧军最终被迫离开哈尔滨文坛。《文化报》被停刊导致萧军东北新启蒙实践的流产和东北地域乡土文学的终结,东北作家群在继上海分离、延安失和之后终于解体。在后来的运动中,“《文化报》事件”被一遍遍“朝花夕拾”、旧事重提,萧军也因之被一次次批判。第五章：“《文化报》事件”所引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既有党为建立东北解放区新的文化秩序而刻意对东北知识分子的改造,又有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这其中又掺杂了以封建行帮意识为中心的宗派主义思想因素。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部分,着重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定义的不确切性和模糊性,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精神立场,指出将知识分子纳入到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体制之内,是对知识分子本真状态下的独立、自由、自主精神和知识分子尊严的打击和摧毁。对地域文学的改造,重点突出了对“伪满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改造。对于宗派主义,则是以历史的眼光考察、分析它对革命对文学的巨大危害。《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是建国前解放区文艺界最后一次重要思想论争,是从“前文革”到“文化大革命”过渡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是这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文化报》事件”,显示了主流政治话语对文艺的霸权,见证了东北新文化秩序建构的全过程,为后来的政治文化批判斗争提供了样本。它所引发的反思和启示,对研究萧军文艺思想、党在哈尔滨的文艺政策以及东北解放区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