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以及由此产生的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从而有效降低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成本，这使以全球为背景的经济活动不再受到经济意义上的限制，全球化正是对非经济性的国家行政权对市场的人为割裂的一种突破;同样地，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也正是应对上述技术进步的必然反应——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佳的资源配置场所和最佳的销售市场，要求改变以往以国家（地区）为主要背景的经济行为模式。因此,全球化与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与演进，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人类应对生产力进步所进行的关系调整过程。　　从总体上考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演进与企业所面对的全球化环境之间表现出内生性和演进性的特点。即企业生产组织的创新与变化，是内生于全球化进程的，既是突破原先的国家（地区）行政约束、形成一体化经济关系的工具与必然表现，也是企业自身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适应性反应;同时，由于具体条件存在差异，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又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即是一个以不同具体条件为基础，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　　对传统产业（指与不是或较少依赖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通信技术、或与上述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关系不密切、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前即已经以独立形态存在的一系列制造业）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考察表明，由于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质的飞跃，带来了人类交流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产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这直接导致了在传统产业中一系列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发展。传统产业内部生产组织的创新以精益生产为代表，外部生产组织的创新则以集聚生产为代表。而组织结构的网络化与生产的弹性化则是传统产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共同取向，具体的组织创新形式的选择，则要服从于具体（行业、地区性因素等）条件的约束。　　对与传统产业概念相对应的新经济产业的考察表明，在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这些创新不仅在时间上与全球化的背景相契合，更重要的是以新经济产业为代表的科技因素构成了经济全球化中普遍的经济增长基础，而且，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发展，新经济产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与演进，如从新经济初始阶段的硅谷产业集聚模式，到新经济成熟阶段的温特主义企业联盟等。上述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带有鲜明的脉络传承性，即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与以需求为导向的弹性化生产。而具体形式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则来源于新经济形态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以及某些特定（行业、地区性因素等）条件的约束。　　从产权一体化结构的跨国公司角度的考察表明，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细胞，企业对于客观环境的改变无疑是最敏感的，同时，也是影响客观环境最直接的平台。在全球化的冲击面前，在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中出现了大量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跨国公司自身的组织建构过程出现网络化的创新趋势，即更多地运用并购工具实现内部一体化，并在公司内部构建网络型的组织结构，或通过企业联盟这一弹性结构实现外部一体化;而网络化组织结构创新的关键节点就是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重新定位，以及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关系的重新塑造;此外，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经营中，其生产组织也出现了大量创新。　　对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企业生产组织创新的考察表明，虽然具体形式依具体条件而有所差异、且处于不断的演进变化过程之中，但网络化结构与弹性生产是企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内生性反应，构成了企业生产组织创新的核心。进一步考察弹性化与网络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企业生产组织创新中的关系则不难发现，以需求为导向的弹性化意味着企业生产目的性的变化，而网络化则是为实现这一变化在组织结构方面的转变。因此，可以认为形成和发展网络化的关系代表着全球化条件下企业生产组织创新的取向。另一方面，上述网络化关系可以抽象为三种具体形态:一是企业自身的内部网络，如精益生产和跨国公司的内部组织网络;二是地方性网络，如集聚生产、硅谷模式中的地区性生产网络和综合网络;三是产业网络，如温特主义、跨国公司企业联盟的外部组织网络等。上述网络化关系在事实上构建了一个全球经济网络。由于全球化意味着国家行政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让位于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全球经济网络形成并发展的过程势必存在着原先国家（地区）经济地位的调整问题，并由此产生相应的矛盾。表现在上述网络化关系中，就是以网络化为取向的企业生产组织创新能否成功，还依赖于这种创新能否有助于全球网络与地方网络的契合，即能否构建企业内部生产网络、地区生产网络与全球网络之间有效的三维治理模式。　　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而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参与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全球生产体系，并努力采用、改变、创造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过程。面对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构建，并鼓励企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我们在企业生产网络、地方生产网络和全球网络的三维治理模式中，还必须努力扶植大型主导企业，准确定位地方经济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积极组织并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竞争。　　各章节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导论，简要阐明研究背景，介绍全球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组织的创新、演进和发展问题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与现状，给出文章的结构体系，并对文章的主要观点、创新之处和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进行概括。　　第一章“经济全球化与企业生产组织创新:内生性与演进性”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行了一般性、多角度的考察，并对全球化表现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对现代企业理论的一般内容进行了总结，并从企业生产组织形式的角度对现代企业理论进行了特定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全球化与企业生产组织创新间的内生性和演进性关系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全球化条件下的企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表现出内生性和演进性的特点。　　第二章“经济全球化与传统产业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从内、外两个角度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中传统产业中的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即内部的精益生产和外部的集聚生产。通过本文的考察，我们发现，在全球化挑战面前，传统产业正从原先的从供给角度组织生产，即注重成本，依靠规模降低单位成本，从而满足需求的模式，开始针对全球市场存在的需求的多样性，以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因而出现了生产的弹性化趋势。与之相对应，生产组织方式则表现出网络型的特点，如精益生产的内部组织已具有了网络型结构的雏形，而集聚生产则实现了网络化的经营。本文认为，组织网络化与生产弹性化是传统产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应激性反应，同时，上述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化的基础性因素，而具体的组织创新（如内/外部）形式的选择，则要服从于具体条件的约束。　　第三章“经济全球化与新经济产业的组织创新”以与经济全球化兴起相伴生、发展的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产业与传统经济产业的对比为基础，分析了新经济产业不同阶段出现的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重点考察了新经济初创阶段成功的硅谷模式，以及新经济成熟阶段的代表——“温特主义”。本文认为，新经济是以新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与传统经济截然区别的新的经济形态，其根本特点是需求导向、利润为中心、非大规模定制等，与之相对应，企业的生产表现出弹性化的特征，而企业的生产组织则表现为网络型的结构，硅谷模式是综合性网络，“温特主义”则是以核心技术为基础、以核心企业为龙头、以产品标准为约束、围绕产品价值链的网络型结构。新经济产业的企业生产组织创新表现为差异性与脉络传承性的结合，同时，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发展，某些特定条件对形式选择的约束作用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四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企业生产组织的演进”首先对跨国公司自经济全球化以来的新发展和特点进行总结，以明确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创新进行探讨;并对创新中的关键节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发展进行分析;最后对跨国经营中的企业生产组织创新问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其组织结构创新不仅对于自身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所在国家（地区）、所处产业，乃至世界整体经济都具有突出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内部组织网络化创新要求其海外子公司必须有相应的发展和调整，同时，实现跨国经营的方式选择也由于全球化而有所不同。　　第五章“全球网络与地方生产网络的契合”在对全球化条件下有关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总结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根本性的地域条件的改变，而为了应对这种地域条件根本性的变化，地方必须寻找到本地及本地企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准确定位，以实现全球网络与地方生产网络的契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可能的经济治理模式，就是本文所探讨的全球网络、地方网络、企业网络相和谐的三维治理模式。　　第六章“结论:理论思考及启示”作为全文的总结，在前几章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经济全球化与企业生产组织方式选择间的关系（具有相同的决定性条件、互为约束等），对全球化条件下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型结构演进的理论进行总结，并结合实际，对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和产业生产组织调整所取得的成绩进行分析，探讨全球化条件下企业生产组织网络型关系取向中我国的相应对策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