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作为古代文艺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其所指大多为隐逸,表达了文人士大夫的放达情怀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经过历史的变迁大量出现在山水画中。然而在明代初期的山水画中,渔夫除了象征隐逸之外还具有世俗意义,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浙派戴进所绘制的渔夫图像,描写的是普通渔民的劳动场景或日常生活中的俚俗野趣。戴进作为浙派的领军人物,所涉猎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他不仅绘有文人意趣的山水画作品,更多的是选择对俗世生活进行观照。与宋元时期的渔夫图像相比,戴进塑造的渔夫衣着面貌具有平民特征和渔民的职业特点,可见和象征隐逸的渔夫图像相比,戴进笔下的渔夫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表现隐士情怀而是走向世俗。戴进渔夫图像的世俗化倾向除了受到其职业画家身份影响之外,与明朝初期的艺术市场及政治背景也息息相关。“世俗化”伴随着市民社会的进程而发展,于社会发展的历程而言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状态。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世俗化”的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因此“世俗化”概念应如何定义,明初社会的“世俗化”特征与宋代市民社会相比有何异同,明初的“世俗化”现象对文艺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以及从画史流变的角度解读,渔夫图像的“世俗化”现象与主流画史的发展之间有无联系,就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因此,本文以戴进世俗化倾向的渔夫图像为研究对象,从世俗化概念与社会关联、戴进渔夫图像的构制观念、戴进渔夫图像世俗化现象与画史流变的关系及对后世画家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并探究戴进渔乐题材的绘画作品对浙派和吴门画派主流画家的影响,以及戴进渔夫题材绘画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画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