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无论是通过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我们都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然而奇怪地是,当我们检视当下的汉语史书写,却看不到一丝一毫时代震荡的遗迹,而只有那超然世外的语言本体。汉语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近代化又给予汉语发展哪些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呢?迄今不得而知。本研究所要探询的问题正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汉语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汉语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所起到的真正作用。由于近代化选题的特殊性,牵扯新旧之间的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篇幅讨论传统社会的汉语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展现出近代化化而行之的转变过程。又因为此前的汉语史论述疑点重重、诸多误说在前,因此,本文更多地以史论的形式展开叙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认为这恰好是书写这段历史的最佳方式。第一章我们论证了传统中国只有一种叫做雅言的标准文字,标准语言乃是近代化的产物。由于当前的汉语史叙事对于语言外部结构认知上的误区,往往将雅言误作古代的标准语言,抽象的汉语史的割裂式研究,其弊端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我们还论证了叶音说和古音学不过五十步百步之间,都未超出古代文字学的藩篱。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的其实是同一个子命题:从传统社会的文字书写到近代国家的语言书写的转变过程。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字书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言是它的正宗文字。近代化提倡语言书写,所谓“我手写我口”,文字应该服从于口语。朝着语言的终极目标,中国先后爆发了旧白话文运动、新白话文运动和我们所重新发现的方言文学运动,一步步迈向近代文明。此前几章,我们的论述重点是近代化过程中汉语所发生的结构性改变,与此不同的是,第四章我们将大胆地探索汉语变革对中国近代化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以文字为中心的古代社会跟专制政治往往有种密切的依存关系,因此,从文字到语言,其实可以归入近代民主进程的一部分。从文字中心主义的社会到语音中心主义的社会,我们还会发现一些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