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最具鲜明特色的外交制度,朝贡体系因其延续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承载儒家文化之深,俨然已经成为了古代中国外交体制,甚至整个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而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来看,朝贡体系所蕴含的最重要的研究价值之一,莫过于它对结构现实主义中“均势自动生成”假说的成功挑战——虽然具体的朝贡关系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但体系本身却持续千年而不辍,以至于古代东亚格局常常呈现出一种“类霸权体系”的特征。对此大多数学者都习惯从盛行于东亚的儒家文化中寻求答案。对朝贡体系的分析大多也都从儒家文化中追根溯源。正是基于此,在现有对朝贡体系实质的分析中,特别是对中国方面的分析,总是过分地强调观念因素的作用,而忽视权力等物质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主导文化和战略文化的界定,对这一固定思维提出质疑,又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对先秦六大思想家的观点进行归纳,强调物质因素历来也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并且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有着深刻的反映。据此主张对中国古代真正战略文化的描述应该是儒法结合的“务实王道”。以这种务实的战略文化为基础,对朝贡体系进行权势分析就变得非常自然了。所谓权势既包括进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分配,也包含对行使权力的方式的选择。因而在权势分析的过程中,朝贡体系将被分为建构与运行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物质层面的权力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朝贡关系的确立就是建立在明显的非对称的实力对比之上的。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自强行改革”’提高实力,实力越强对扩张性成本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强；另一方面在战争胜利后适时地以朝贡体系作为替代,可以明显的降低国家展现并维持权力优势的成本。而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利益等共同作用的过程,其中文化相对突出。被以“德政”“礼治”为标签的儒家文化所包装的朝贡体系,既可以大大的增强朝贡秩序的合法性,同时又为包括宗主国在内的每一个行为体都设置了一套具有高度道德要求的行为准则,从而大大减轻了单极格局下的结构压力,减少了对体系的挑战。而贸易、军事互助等附加功能又能有效的调整行为体的行为预期,改变其策略选择,促进朝贡均衡的生成。最后这些价值观及利益刺激又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制度依赖,又得益于地缘政治中心的优势,朝贡体系才得以在权势的剧烈动荡中安然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