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如何在此情况下提升“软实力”，并使中国传统主流的儒家文化得以复兴和发扬光大，成为摆在整个中华民族面前的严峻课题。在当代对儒学复兴作出贡献的儒家知识分子中，杜维明是较为杰出的一位。数十年来他致力于儒家传统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课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和理论，并孜孜不倦地为弘扬儒学而四处奔波，提升了儒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因此，杜维明的学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杜维明复兴儒学传统的工作，首先体现在他对传统的一系列创造性的阐释。作为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主要致力于心性儒学，但其特色在于将儒学置于全球文明的比较视野，运用西方的哲学、宗教理论资源来对其进行分析。他在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儒家的宗教性，强调了儒家“内向超越”的维度，尤其是在人与天道、自然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存有的连续”的概念，从而从本体论上深化了儒家的世界观。另外，杜维明提出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概念，将儒学描述为将自我、社会、自然、天道合一的整全的人类学，突出了儒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在认识论方面，杜维明提出了“体知”的概念，跳出了西方近代以来盛行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此外，杜维明还强调儒家“为己之学”的价值取向，突出儒学为“学做人”的学问，并指出其恰好契合了21世纪全球性的哲学转向。　　为了评估儒学在现代复兴的可能性，杜维明对启蒙与现代性做了大量的反思工作。他认为，启蒙运动影响深远，形成了一种最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由此他提出“启蒙心态”的概念，用以形容人类对启蒙的迷信以及自以为可以驾驭一切的“理性的傲慢”。杜维明对这种心态支配下导致的生态危机与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忧心忡忡。针对启蒙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境遇，他探讨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话题，主张在承续五四启蒙精神的同时，也要“超越启蒙”，并致力于发掘可供利用的儒家精神资源。杜维明从东亚崛起的历史经验中，积极回应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探索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内在关联，并提出“多元现代性”的理论，以纠正过去单向进步的现代性观念和“西方中心论”。由于儒家传统在近代受到西方现代价值的冲击并遭致激烈批判，出现了以列文森为代表的“儒学悲观论”。杜维明对此不满，认为儒家传统仍然存在再生和创造性转化的希望。鉴于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是儒学无法绕开的挑战，他还对儒家传统能否与民主、科学相互兼容进行了探讨，并对此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循着“多元现代性”的思路，杜维明认为，世界各地的文明差异并不会因全球化而呈现“同质化”的面貌，文明的多样性仍然存在，并构成文明对话的前提。他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讨论，指出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为此，他进一步探讨了文明对话的原则、方法与愿景，提出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乃是文明对话的前提，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可作为对话的“黄金规则”。同时，杜维明还致力于在各文明的共识基础之上构建“全球伦理”，呼唤“新轴心时代”的到来，并积极发掘儒家传统中有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精神资源。他特别关注生态伦理，指出儒家“天人合一”、“参天地之化育”等理念在保护环境与生态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为呼应全球范围内的“寻根”潮流，加强全球华人社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杜维明提出了“文化中国”的概念，并进行了“三个意义世界”的划分。他认为，因为历经了近代以来西潮的冲击，当前“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还很薄弱，儒家知识分子应就此进行艰苦的重建工作。杜维明认为儒学已呈现“一阳来复”之势，并有望实现“儒学第三期的发展”。在他看来，儒学的复兴有赖于塑造一种文化认同，而这种文化认同必须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来确立。　　杜维明的学说在海内外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招致了诸多的批评。如有不少学者对他所倡导的“启蒙的反思”提出质疑，也有学者对他所作的文化比较研究提出批评，认为他陷入了“语境和对象的错位”。对杜维明的学说提出最为严厉、影响最大的批评，当属何炳棣关于其治学方法的根本质疑。通过对这些批评进行考察，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杜维明学说的力量与弱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