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同业业务最初运用于商业银行之间,以弥补流动性并解决短期资金缺乏等问题。但在2010年后,随着我国走出次信贷危机,宏观政策开始转向,监管机构为加强对银行业风险的管控,开始实施存贷比例、资本金约束和信贷额度管理等手段。在这一背景下,商业银行为规避各种监管条例、保持资产规模扩张及利润增长,开始积极寻求银证、银保及银信合作,打破了最初银银合作的局限性,同业业务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末,我国商业银行同业资产的年末余额接近54.6万亿元,较2007年初增长了10倍,在银行业总资产中占比约为20%;同业负债年末余额为29.3万亿元,较2007年初增长7.5倍,在银行业总负债中占比12%。人民银行(2013)指出,商业银行通过同业渠道创造的M2一度仅低于人民币贷款,高于外汇占款和证券投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银行贷款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大量的社会融资需求被同业业务满足。截至2018年末,同业业务项目下的信托贷款与委托贷款总计向经济实体提供20.2万亿,占社会融资总额的10%。若是以同业资产与同业负债的差额来估算,商业银行通过同业业务向社会提供的融资达25.3万亿,较社会融资规模计算口径多5.1万亿。同业业务具有货币创造功能,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货币政策正在受到严重的影响,同时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有效性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面板模型或线性的VAR模型对同业业务与货币政策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均未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纳入考虑范围,而国外,如Keynes(1939)、Freedman(1968)、Cover(1992)等学者早于上世纪已提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问题。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监管机构实施充分、有效的监管提出进一步建议,本文通过对采用非线性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研究在不同区制下同业业务规模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最终结果显示:(1)同业业务规模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2)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同业业务规模扩张将会导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降低;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状态下,同业业务规模扩张将会导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增加。(3)在物价低速增长状态下,同业业务规模扩张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正向影响;在物价高速增长状态下,同业业务规模扩张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负向影响。最后,对监管机构提出加强提高同业业务的标准化与透明度、扩大监管指标、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金融审计及预期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