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一的粮食生产大国,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但是,可用耕地资源减少、耕地质量下降、粮食单产增速缓慢等因素导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大量依赖进口。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的蔓延加剧了各国之间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国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疫情带来安全观念的变化使得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提出加快推进并支持农业走出去,布局“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提高农业对外合作水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粮食安全,把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提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作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将眼光放至非洲、亚洲等其他地广人稀的国家,以期借助其耕地资源产粮解决本国粮食难题,学术界将该行为统称为“海外耕地投资”。当前,我国海外耕地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国家,但是,由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投资的起步较晚,因此,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如何寻找自然资源禀赋高、耕地潜力大的地区进行投资成为我国粮食对外合作的重要方向之一。“一带一路”沿线是世界最重要的谷类粮食产区,谷物产量占世界谷物总产量的40%以上,农业资源丰富,未开发耕地较多,投资潜力巨大。“一带一路”倡议与相关政策的提出也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因文化差异、对海外耕地投资的风险认知和风险控制能力有限而导致投资失败的案例也在逐年增加。海外耕地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东道国选址、市场调研、政策沟通、签约到耕地作物种植、收购、物流、加工、销售,任何一个环节的纰漏均会对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此外,中国“走出去”企业始终伴随着“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声,部分西方媒体通过设置“中国议题”抹黑中国企业形象,将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政治化,从而引发民间抗议,项目被迫中止,大量前期投资无法收回,损失惨重。因此,在海外耕地投资的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是,当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哪些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投资潜力?中国“走出去”企业针对不同耕地投资潜力东道国的合作行为方式是什么?尤其是当疫情发生以后面对不利的舆论风险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如何构建系统的海外耕地投资保障体系,全方位降低投资风险?本研究将重点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这对于中国“走出去”企业在海外耕地投资过程中把握投资布局的发展方向、理解东道国政府与民众的参与意愿与行为、降低负面舆论风险、制定海外耕地投资保障体系的协同决策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参考意义。本研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利用系统理论工具,围绕海外耕地投资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开展定性与定量研究。在相关概念界定、文献梳理与评述、理论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空间统计分析、演化博弈、计量模型等方法,以11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宏观统计数据以及典型“走出去”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为基础,重点详细分析了全球耕地资源状况和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现状、东道国海外耕地投资潜力的大小与空间分布特征、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耕地投资的合作行为特征以及舆情困境下中国企业海外耕地投资的策略选择。进一步,构建了“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现状—海外耕地投资优势区域分布（投资潜力）—中国企业海外耕地投资合作行为—中国企业海外耕地投资舆论风险应对策略—中国企业海外耕地投资保障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考察在“走出去”选址、如何通过合作行为降低投资风险、在舆论不利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策略选择以及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对企业进行海外耕地投资进行统筹分析与系统保障。根据以上内容的全面分析,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具体而言,主要研究内容及得到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方面:（1）以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为首的亚洲国家与以南非、尼日利亚为首的非洲耕地投资潜力普遍较高,南美洲与欧洲国家的耕地投资潜力相对较低;进一步聚类结果表明非洲和亚洲国家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较好,但经济水平和政治环境较差,欧洲国家与其相反,经济水平和政治环境较好;熵值法确定的权重表明整体上资源禀赋对耕地投资潜力的贡献最大,权重为54.03%,其次是生产条件,权重为21.15%,剩余两个维度经济水平和政治环境对耕地投资潜力贡献较小。从潜力大小来看,2010年、2016年和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耕地投资潜力大小分布在数量上并无较大差异,通过熵值法估算各国耕地潜力值进一步说明各国海外耕地投资潜力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且2018年潜力值均值略低于2010年。从空间格局来看,全局Moran’I指数的结果显示,除2018年外,2010年和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耕地投资潜力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潜力在空间上的离散性和差异性大于集聚性,2016年与2010年相比负相关性和离散程度均有所降低。准则层中,资源禀赋在空间上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余变量的空间相关性不显著。Moran’I散点图显示,耕地投资潜力低的国家占主导地位,属于低低与高低类型的国家较多且连片,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匀质特征。从分布规律和趋势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耕地投资潜力出现两级分化格局且保持稳定状态,多数国家投资潜力将长期集中在0.1～0.2之间,各国耕地投资潜力在空间分布上呈东高西低、南北“U”型分异的态势,并且南北方向上的差异比东西方向差异大。（2）中国企业、东道国政府、东道国土地所有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存在四个演化稳定点可达到稳定状态,分别对应三方参与主体不同的策略选择;中国企业在进行“独立经营”或“合作经营”的策略选择时,往往对东道国政府和东道国土地所有者策略选择的反应更为迅速,演化路径更为敏感,而东道国政府实现均衡状态所需的时间最为漫长,演化路径最为平稳,策略选择受到中国企业与东道国土地所有者的影响较小;东道国政府的“损失厌恶”心理往往使其在制定有利于中国企业政策的“高支持”策略时犹豫而缓慢,在制定不利于中国企业策略的“低支持”策略时坚定且迅速,这对于中国企业海外耕地投资的稳定性与长期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3）实现与东道国政府、东道国土地所有者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合作共赢是中国企业降低舆论风险、顺利开展海外耕地投资的重要前提。参与海外耕地投资各方主体共同影响着东道国舆论的演化方向。中国企业、东道国政府、东道国土地所有者、外国竞争企业之间的策略选择彼此交织,相互影响。任意一方行动的调整都会改变系统内其他主体收益,从而改变舆情的演变方向。尤其“过滤泡”效应的存在会加剧网络舆情传播的扩散速度,使得东道国土地所有者选择“履约”策略需要承担的社会舆论风险迅速加剧,从而倾向于选择“不履约”策略的可能性增大,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项目造成巨大风险。东道国政府在网络舆情的形成期和扩散期具有重要作用,在海外耕地投资网络舆情演变的过程中,东道国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将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东道国社会舆论的演化方向。最后,在汇总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准确把握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化投资布局;充分考虑东道国利益诉求,实现合作共赢;通过社会嵌入等方式与当地社会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弥补“外来者劣势”;充分重视东道国政府在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系统性建立海外耕地投资保障体系。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扩充了耕地资源安全理论的研究视角;从宏观层面解决了中国“走出去”企业海外耕地投资的选址难的问题;将演化博弈理论引入到海外耕地投资不同参与主体的合作行为中来;首次实现了博弈论在海外耕地投资网络舆情演化上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