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昆明市官渡区农村居民肥胖和中心性肥胖与糖尿病的患病现状,对该地农村居民归因于肥胖的糖尿病经济负担情况进行估算,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通过自制问卷和体格检查收集资料。昆明市官渡区共有9个乡镇,调查人群覆盖整个地区。采用按比例概率抽样方法(PPS抽样),从昆明市官渡区的每个乡镇中抽取3个行政村,再从每村随机抽取至少170名18周岁及以上的在家常住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此次共抽取了4595名村民进行调查。现场调问卷的填写,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家庭情况、人均收入情况、疾病史和家族史、医疗费用支出情况、行为生活方式等。体格检查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空腹血糖的测量。数据录入采用Epidata3.1,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结果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595份,问卷应答率为94.2%。其中,男性为2167人,占47.2%；女性为2428人,占52.8%。汉族4380人,占95.32%,少数民族215人,占4.68%。昆明市官渡区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患病率分别为11.2%,52.6%,男性的分别为8.9%、46.6%;女性的分别为13.3%、57.9%,男性的肥胖率和中心性肥胖率均低于女性(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心性肥胖的患病率也随之增加(P<0.01)；文化程度与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患病率呈负相关(P<0.01)；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患病人数所占比例均以丧偶组为最高(P<0.05)；有糖尿病家族史、高血脂家族史的人群其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患病率高于无家族史者(P<0.05)；高血压家族史人群的中心性肥胖患病率高于无家族史者(P<0.05)。糖尿病的患病率为6.2%,其中,男性的为5.6%,女性的为6.8%,年龄与糖尿病的患病率呈正相关(P<0.01),文化程度越低,糖尿病的患病率越高(P<0.01)。奶制品的摄入与糖尿病患病率呈正相关(P<0.05)；运动的频率与糖尿病的患病率呈负相关(P<0.05)；肥胖和中心性肥胖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均高于非肥胖和中心性肥胖人群(P<0.01)。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糖尿病的患病率高于无糖尿病家族史者(P<0.05)。糖尿病患病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肥胖者和中心性肥胖者患糖尿病的危险性分别是非肥胖者和非中心性肥胖者的1.529倍和1.353倍,如果去除危险因素,可使糖尿病的患病率分别降低5.59%和15.71%。昆明市官渡区糖尿病的人均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分别为3464.49元(男性4200.04元,女性3036.91元)、225.54元(男性332.54元,女性429.29元)。糖尿病的总直接经济负担和总间接经济负担分别为：183.30百万元(男性104.49百万元,女性84.49百万元)、11.93百万元(男性8.27百万元,女性11.94百万元)。归因于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糖尿病总疾病经济负担分别为10.91百万元,30.67百万元；其中男性的分别为为5.07百万元,28.38百万元；女性的分别为6.33百万元、21.47百万元,归因于中心性肥胖的糖尿病经济负担明显高于归因于肥胖的经济负担。归因于肥胖的糖尿病经济负担中,直接经济负担高于间接经济负担,女性患者的经济负担高于男性患者。归因于中心性肥胖的糖尿病经济负担中,男性患者的经济负担高于女性患者。结论昆明市官渡区农村地区肥胖和中心性肥胖引起的糖尿病已经成为影响当地人群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肥胖和中心性肥胖引起的糖尿病经济负担已经给当地村民造成了沉重的医疗负担,消耗了巨大的资源。因此,应该将肥胖作为糖尿病防治一级预防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倡导健康的饮食习惯,加强锻炼,控制体重,减少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的发生,降低糖尿病对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