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描述肺癌患者家庭动力学、反刍性沉思与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的现状,探讨一般资料对家庭动力学、反刍性沉思和PTG的影响,分析家庭动力学、反刍性沉思和PTG三者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反刍性沉思在家庭动力学与PTG中的中介作用。方法:本研究是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在2019年9月至2020年11月抽取吉林省长春市某三甲医院胸外科的254例肺癌患者进行调查。通过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创伤后成长问卷、中文版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问卷和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修订版进行调查。数据录入和数据分析分别采用Excel和SPSS 24.0进行。采用的统计方法有: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Bootstrap法等统计方法。结果:（1）肺癌患者家庭动力学总分为（48.92±6.56）分,各维度得分情况为:家庭气氛（12.33±2.79）分、系统逻辑（15.17±4.80）分、个性化（10.96±3.05）分、疾病观念（10.54±2.02）分;反刍性沉思总分为（29.00±1.69）分,各维度得分为:侵入性反刍性沉思水平为（12.20±2.36）分,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水平为（16.85±3.45）分;PTG总分为（58.88±10.34）,其各维度得分情况为:与他人关系（9.91±1.92）分,个人力量（10.10±1.97）分,自我转变（10.56±2.69）分,人生感悟（17.63±3.08）分,新的可能性（10.69±3.11）分。（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肺癌患者的家庭动力学水平在文化程度、性格类型、居住地分组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侵入性反刍性沉思和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得分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性格类型、家庭月收入分组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TG水平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性格类型、家庭月收入、宗教信仰分组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多元逐步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动力学总变异的66.3%的变异值由文化程度和家庭居住地共同解释;性别和文化程度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侵入性反刍性沉思总变异的39.2%的变异值;而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则是性别和文化程度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总变异的46.8%的变异值;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入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PTG总变异的48.2%的变异值。（4）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肺癌患者家庭动力学与侵入性反刍性沉思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P<0.01）,与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和PTG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P<0.01）。肺癌患者侵入性反刍性沉思与PTG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目的性反刍性沉思与PTG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5）反刍性沉思在家庭动力学和PTG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小为-0.6924。结论:肺癌患者家庭动力学处于中等水平;反刍性沉思处于中等偏下水平;PTG处于中等水平。一般人口学变量对家庭动力学、反刍性沉思和PTG有一定的影响。肺癌患者家庭动力学、反刍性沉思和PTG之间互相存在相关关系。反刍性沉思这一变量在家庭动力学与PTG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