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从企业微观层面出发,研究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及寻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迫切需求。学者多从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内部研发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来探讨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然而,从企业内部因素视角来考察公司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鲜有研究涉及。此外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文献,大多囿于“股东权益最大化”这一公司治理的核心主题,选取市场价值或财务业绩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而鲜有文献选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度量除资本和劳动等可观测要素投入外的不可观测因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包括技术创新、管理水平提高及制度改善等。而技术创新、管理水平提高及制度改善正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根本动力,所以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且与企业未来价值最大化一致。因此,本文选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营绩效指标,系统地探讨公司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实证角度为公司治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提供实证支持。本文首先对全要素生产率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建立公司治理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以2015年至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公司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有效的公司治理（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控股权性质对监督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说,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监督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控股权性质对激励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3）资产规模对监督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说,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的监督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资产规模对激励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4）技术创新对激励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激励机制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监督机制则不存在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领域,而且对现实中如何加强并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