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兼任着“双重身份”,其既是土地一级市场的供给者,又是公共品的供给者。本文通过回顾相关制度事实与特征事实,采用理论推演以及实证方法研究这两种“身份”间的关联机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承担着不相匹配的财权与事权,伴随而来的是地方政府财政结构的两个明显变化。其一在于财政收入端,作为预算外收入的土地财政规模出现飞速膨胀。其二在于财政支出端,地方政府明显地重视经济型公共品,而忽略了非经济型公共品的供给。首先,一系列特征事实指向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之间存在关联。1990年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开始突飞猛进,同时地方基础教育投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大约10-15年的下滑,而同期正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扩张最为迅猛的时期。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大比例地用于建设型支出,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资本化到土地中使得土地出让收入提升,这就构成了土地融资与城市基建的“正反馈循环”。而“预算外保建设,预算内保运转”的财政支出思路也使得教育、医疗等非经济型公共品完全没有受益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此外,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也存在“以地生财”型与“招商引资”型的差异,策略的异质性也可能影响其公共品供给偏好。基于287个地级市2007-2015年的面板实证分析显示:第一,土地出让规模的扩大显著提升了基础设施的供给而降低了地方基础教育的供给;第二,“招商引资”型的出让策略会显著提升地方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供给;第三,如果地方政府的策略是“以地生财”与“招商引资”的混合,其同时利用其“高价”与“低价”两种策略特点的水平越充分,基础教育的供给水平将提升。基于GMM估计与变换变量衡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视角创新,本文从土地财政这一新颖视角切入解释财政支出端的结构性失衡,丰富了现有研究;2)数据创新,本文采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数据汇总而成的数据集,使本文的研究具备扎实的微观基础;3)深度的拓展,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异质性的土地出让策略对于公共品供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