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19日至12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了三届十三次全体会议(扩大)。这次会议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严重困难局势的背景下,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即中央“十二条”)而召开的。会议召开之前,江苏省的经济、社会形势十分严峻。经济各项指标急剧下滑,尤以农业减产最为严重。由减产和高征购带来的农民口粮短缺又造成十分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以扬州专区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干部们意见不一,加上“大跃进”以来党内积累了大量矛盾,尤其是在党委会内部和上下级之间。这些都阻碍着形势的迅速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中央“十二条”的下发直接触发了这次会议。会议分为三个阶段：从11月19日到28日,以学习文件、摆问题、看利害、找原因和初步总结经验为主要内容；从11月29日至12月2日,刘顺元、柯庆施先后作报告,围绕二人的报告进行讨论；从12月3日到9日,各地根据中央“十二条”对照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讨论贯彻执行中央政策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对中央“十二条”提出补充意见,并听取江渭清的报告。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彻底揭发了“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五风”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党性不纯和党内民主问题。本文详细叙述了会议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情况,并具体介绍了扬州专区的讨论过程。“五风”错误以“共产风”为主。江苏省的“共产风”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8年大炼钢铁、大搞水利、大搞工具改革,这时的“共产风”带有全面性,差不多所有的公社、大队、小队甚至所有的社员都被刮到；第二个阶段,1959年算账大会后停了一下,但不久又刮起来,尤其是在发展社办工业、发展养猪时刮得多；第三个阶段,1960年省委六级干部大会后,大部分地方停下来了,少数地方在大搞丰产片时刮了一下。对此,本文分专区进行了叙述。“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会议讨论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上面压力大”；二是自身经济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群众观点薄弱等等。柯庆施讲话后,会议对其所说的“上下一条心”问题反响强烈。因而党性不纯和党内缺乏民主的问题受到与会人员的关注。党性不纯主要表现在：第一,弄虚作假、应付检查的形式主义现象极为普遍；第二,不少地方党委掩盖问题,患得患失情绪严重；第三,一些地方干部打人骂人、腐化堕落,不关心群众疾苦,作风极为恶劣,甚至到了违法乱纪的地步。党内缺乏民主主要表现为：一些地方的第一书记独断专行,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对下级组织、下级干部直接下命令,很少征求下级组织、下级干部的意见,听取下面的批评和建议。对基层干部不信任,甚至态度粗暴专横,听喜不听忧,只准报高产,不准报低产；只准报成绩,不准报问题。会议揭发了大量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事例,并提出了恢复党内民主生活的具体建议。扬州专区是全省非正常死亡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本文主要叙述了扬州与会干部们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何人应该对此负责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情况。关于前者,他们认为主要有三个：负担过重,主要是粮食和劳力负担上压得太重；许多根本性的政策,没有能认真地贯彻执行；瞎指挥生产。关于后者,他们认为“和省、地、县委都有关系”,并对各级干部都进行了点名批评。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成为江苏省“大跃进”运动的重要转折；第二,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提出了渡过难关的办法；第三,在党内树立了一个作风民主、实事求是的榜样。江苏省的这次会议以及各省类似的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七千人大会”的成功召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继承和促动关系。但是,江苏省作为一个局部来讲,会议解决问题的程度更为彻底。因此,这次会议无论在江苏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全党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