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及资源约束,中国以加工贸易、贴牌等低技术含量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增加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其产品的复杂度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的必然选择。然而,金融发展滞后严重制约这一进程。为了探究金融发展在剔除国外进口中间品等干扰因素后,对一个国家出口复杂度提升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做了如下工作。首先,本文将联合国出口产品数据库UNComtrade中39个全球主要经济体1996年至2011年出口产品数据(HS6位代码)按照HS-CPC-ISIC匹配方法转换到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统一口径(ISIC Rev.3),以WIOD所提供数据计算出行业投入产出比并以此估算各行业下产品的增加值,进而以此计算出了39个主要经济体1996年至2011年出口复杂度数据,得到：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幅度要远高于其出口复杂度增长幅度；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幅度与出口复杂度增幅相当或者小于出口复杂度增幅。与现有基于产业层面出口额为基础来计算出口复杂度的方法比较,本文方法的优点在于：一是,以出口产品增加值为基础进行计算,克服了已有文献在出口复杂度计算过程中无法剔除国外进口品因素对出口复杂度的干扰的不足；二是,以微观产品层面数据为基础,较之现有以行业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而言数据量更广,更能准确计算出一个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其次,本文利用不同国家的“出口份额一一产品复杂度”曲线对一个国家出口产品技术复杂结构的动态演化规律进行描述和分析得到：第一,高收入国家由于比较优势产品属高复杂度产品,且高复杂度产品在总出口的份额不断提升,出口结构在不断优化；第二,中高收入国家出口结构不佳,在高低复杂度产品上均缺乏比较优势或者比较优势品属低复杂度产品,且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善。这就是导致中高等收入国家的以人均GDP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远高于这些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增速,而绝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却有着和中高收入国家完全相反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最后,本文从金融发展的两个方面——金融效率和金融市场规模,来研究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和相应的途径。通过固定效应和可行性最小二乘法两种方法的回归检验,我们发现：第一,金融发展能以金融效率和金融市场规模两种形式,通过FDI溢出、人力资本和资本要素定价三个途径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第二,经济自由度的提升、FDI存量的增加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人口密集度较高的国家可能因要素禀赋,如“资源诅咒”的原因或人均资本拥有量不足的原因而不能有效提升出口复杂度,但是金融发展能够改善这个状况,且通过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性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