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制度创设的初衷是鼓励罪犯积极改造、真心悔罪,早日重返社会、重获自由。立法者期盼减刑制度能够真正发挥激励罪犯改造和预防犯罪的作用,而现实的司法实践却是:许多罪犯为了减刑而减刑,减刑前表现良好,减刑后表现堕落,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监管秩序,更是对减刑制度的亵渎。而且,减刑制度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既有实体层面的,也有程序层面的;既有立法层面的,也有司法层面的;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人为层面的。总之,减刑制度的弊病已经积重难返,已不是简单的完善某一层面所能解决的。废除减刑制度如果说是大胆的假设,从理论层面探讨减刑制度存在的根源性依据则是笔者小心的求证。目的是法律的创造者,背离刑罚目的的减刑自然应予废除,除此之外,作为刑罚执行一部分的减刑僭越了自己的身份,对本属于量刑权的司法审判指手划脚。服满刑期是罪犯偿还被害人和社会应尽的义务,减刑不属于罪犯所享有的最基本人权。废除减刑制度并非将罪犯一棍子打死,假释制度的广泛适用恰恰是为罪犯搭起了重返社会的桥梁,与减刑单纯的为罪犯谋福利不同,假释关注的是全社会的最大福祉,除了罪犯的,还有善良公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