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来说，隐喻和反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初，随着美国南北战争和一战的爆发，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改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取代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人类在走向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成为被异化的动物。人们发现，他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只能通过逻辑理性和科学法则，而逻辑是抽象的、科学也是有限的，它们显然不能处理所有的人类经验，就这样，西方世界和西方人的生活都分崩离析了。如何恢复自身的完整，回到那个感受力统一的世界，新批评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兰瑟姆提出通过“意象”重新组织人类经验，因为意象比科学更为具体和生动可感，他的弟子布鲁克斯更进一步，提出将隐喻作为一种诗歌语言，诗人通过隐喻将意象呈现在文本之间，因此他们在诗歌创作时要重视奇思妙喻、机智的运用、想象力和幻想的结合、喻体和被喻体的异质性以及诗歌的张力。布鲁克斯意识到，隐喻的使用脱离不开语境，在上下文的限定与修正作用下，被喻体和喻体并不是总能保持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它有时难免会偏离喻体，或者与喻体背道而驰，截然对立，这样就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即诗人所讲的与其本意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于是，悖论和反讽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布鲁克斯的文学批评：隐喻是一种诗歌语言方式，而反讽是一种诗歌结构原则。诗人通过二者，将生动可感的意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将最大量的诗歌经验传达给被科学理性占据头脑的读者，进而恢复感受力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