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刘小枫《刺猬的温顺》一文的细节的梳理和讨论,旨在对以赛亚·伯林与列奥·施特劳斯之间的论争予以澄清和还原,并对刘小枫在引介施特劳斯中所怀有的个人意图以及不同的侧重进行考量。刘小枫对材料的有意编织使得伯林从一开始便居于下风,伯林与施特劳斯之间关键性的冲突并未给予充分地讨论。事实上,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的主要冲突在于,不同的价值之间是否可以通约。伯林认为诸神之争便是最后结果,而施特劳斯认为诸神之争使得对“自然”,即万物的始基的探寻成为可能,哲学由此诞生。但施特劳斯的哲学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难,即如何在启示面前为哲学辩护。与此不同的是,刘小枫在对施特劳斯的解读中,有意地淡化了这层冲突,他更关心的并非哲学与启示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让哲人成为先知,使哲学担当起教化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