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终结”是当代艺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该话题肇始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之后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以“艺术终结”论宣告艺术应当卸下哲学思考的重担。德国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最早从艺术史叙事模式的发展中提出了“艺术史终结”理论。贝尔廷将艺术品和艺术史喻为“图画”与“框架”的关系,伴随着艺术创作的改变,传统艺术史“框架”就不再能与当下的“图画”相匹配,艺术史的叙事模式也随之改变。当“框架”局限了艺术创作及艺术史书写的探索时,传统艺术史就走向了终结,这被贝尔廷形象地喻为“破框”。然而,“艺术史终结”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终结,“破框”之后的艺术史正在寻求适合当代艺术创作“图画”的新“画框”以及符合当代艺术发展的艺术史叙事模式。本文在梳理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缘起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思考如何书写当代及未来的艺术史,具体从以下四方面展开:第一章阐释艺术的嬗变以及传统艺术史的定义,即艺术作品是艺术观念的承载,艺术史则作为艺术的表征而存在;对肇始于瓦萨里、经由温克尔曼等人继承与发展、终结于黑格尔的传统艺术史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分析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的建构,分别从“破框性——艺术史框架的拆除、“多向性”——艺术史线性叙事的失效、“全球性”——艺术史新版图的呈现三个维度进行展开,论述其理论的内涵。第三章对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进行反思,将他的“艺术史终结”与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者的异同,重点阐释贝尔廷艺术史思想的前瞻性与启发性。同时对“终结论”现象进行阐释分析,对当代学者伊夫·米肖提出的“艺术乌托邦”的终结进行探讨。选取对“艺术史终结”论影响最大的元素——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结合当代数字传媒等技术的发展探讨大众文化对传统艺术史的挑战与启示。第四章从艺术史内部与外部历史方法的革新、形式和内容二维向度的延续上思考当代艺术史书写的新模式,进而从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多元化、艺术史对跨界理论的借鉴与自身独立性的坚守等方面思考当代艺术及艺术史理论的建构,并由此展望当代艺术史书写的新模式。